编者按：在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身边做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在抗战期间所经历的“航委会贪腐大案”，是一个具体而微、足以管窥这个问题的典型案例。
钱大钧与“航委会贪腐案”
文 | 冯杰
1939年5月的一天清晨，天蒙蒙亮，以看相出名的胡绍陶早早出门了。“清早起床并不盥洗，在走廊下相去方有真的气色”，根据事先叮嘱，身陷囹圄的钱大钧紧张地坐等相面大师上门“消灾”。
经过一番仔细观摩，胡绍陶淡淡说道：“此事不必着急，愈凶险愈安全，可不必害怕，看情形必须百日方能解决。”【1】
作为蒋介石的基本干部，47岁的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为何会沦为军法执行总监的“阶下囚”，乃至于希望通过相士来预测自己未来的命运？
“余应从此加强努力”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以下简称“航委会”）的前身是军政部航空署，1934年5月改组升级之后，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宋美龄担任秘书长。
当然，蒋介石日理万机，不可能兼顾实际工作，宋美龄也不可能按部就班，有时每天，有时隔天，有时甚至隔周。因此，航委会下设办公厅，陈庆云和周至柔前后充当主任、常务主任委员，负责日常事务运转。
据时任办公厅秘书蔡竹屏说法，航委会主任其实并不好当，周至柔与宋美龄表面上客气，实质围绕航空建设难免有些龃龉。同时又要服从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协调指导，因为所有飞机和航空装备，无一不是从国外购买，空军在在离不开这位“国舅爷”。财政部长孔祥熙兼任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会长，亦有部分业务往来，航委会也要小心应付。此外，蒋介石原配毛福梅的族侄孙毛邦初长期主管飞行教育，在“航空圈”的资历较深，对于周至柔也是不太卖帐的。
显然，国民政府的航空部门权贵交错，涉及蒋家、宋家、孔家，具体经办人这个角色，很不易扮演。
1938年初，蒋介石考虑航委会重新改组，周至柔坚决请辞，推荐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执掌航委会，并私下对钱说：
“夫人夹在其间，事事干涉，又事事不问谎言的诞生，令人办理困难，故欲改为航空部，俾可不再掺杂其间，然而委座不肯改。”【2】
2月中旬，蒋、宋、孔基本达成共识，航委会机构保持不变，除委员长仍由蒋介石兼任外，改由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白崇禧、陈诚、贺耀祖、徐永昌、宋美龄、钱大钧、周至柔等人为委员，同时决定宋子文代理委员长职务，宋美龄辞去秘书长一职，钱大钧调任办公厅主任，周至柔改任主任参事。
尘埃落定，蒋介石在武昌召集相关人员会议，钱大钧日记透露了一些细节及隐情：
“委座谓现航委会改组，请宋部长担任副委员长，但宋不肯担任名义，故以委员名义代余负责，并令钱主任担任主任，此后委员七人至九人，且每星期须开会一次。”
中午聚餐后，宋子文颇有几分语重心长：
“余以各种关系，不能对外发表，余且不但航空即军事亦全外行，对于购料及对外交际微推推，余可完全帮忙，余办事颇能虚心，钱主任亦甚虚心，我辈彼此虚心做事，扶助钱主任造成一空军领袖。”【3】
改组归改组，宋家兄妹仍一如既往手握航委会的话语权。
为了表示信任，宋子文指定钱大钧兼职人事处长，“航委会历来纠纷泰半因人事之纠葛所致，如人事能平正公允，则以前之纠纷可以消除矣”。正式到任不久，宋美龄的一番勉励又令钱大钧倍感振奋：
“今日（3月11日）下午出席会报后，曾谒蒋夫人略谈，彼谓汝在航空委员会尽力做去，当可做出成绩，为公为私均应努力从事，此乃一绝好机会也云云，勖勉备至，至可感激也，余应从此加强努力，勿辜负此机会可也。”【4】
图：青年钱大钧
“恨不得即摆脱也”
钱大钧，字慕尹，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2期，与蒋介石同系当时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留日青年军事人才。学成归国，先是在保定军校执教炮兵，旋即南下广州参加革命，历任粤军参谋、黄埔军校兵器教官、教导第2团团长、第20师师长、第32军军长等职。
“跨界”航空后，钱大钧也表现得虚心好学。约请苏联航空顾问纪加列夫每日讲解三十分钟，内容涉及空军历史、编制原则及运用方法，不过“我国飞机情形，殊为复杂，虽如何说明然因日日有变迁，未能记忆明悉也”。【5】
没过多久，日军飞机连续空袭武汉得手。3月15日，钱大钧本已吸取教训，下令体积较大的马丁轰炸机疏散，不料敌机投弹相当精确，竟然鬼斧神差一般命中其中一架，要命的是“该机已挂有炸弹，约十余分钟后，炸弹爆发，波及邻机，计共损失达四架之多”。由于飞机补充困难，蒋介石痛责钱大钧等人：
“军事不外准备，前晚敌袭受损，尤可原谅，昨夜不先准备，决不可恕，此不啻摆布飞机令敌来炸，其罪与汉奸无异，对于昨日过失，暂予保留，容再处置。”【6】
有了前车之鉴，航委会高级人员不敢懈怠。4月17日晚上，日机分三批夜袭武汉，钱大钧回家就寝已近零晨3时，所幸损失不大。怎料第二天蒋介石照样严厉问责：“何以昨夜仍不能击落敌机？”钱大钧总结原因，“照空灯少，且照到敌机之时间短；敌机速度，较前增快；警戒范围太大”。蒋介石不认可，几乎咆哮如雷，“如此空军，不如不要”，“此后如不能阻止敌军击落敌机，我宁愿不要空军，不要航空委员会，以免遗羞”。【7】
最后多亏纪加列夫打圆场，向蒋解释：敌机在照空灯照射间开足油门，速度甚快，白天或可捷径追击，夜间真的做不到。
短短一个多月，钱大钧连遭训斥，心里实在五味杂陈：
“做事之难，难若登天，尤以航空委员会事，委员长干涉，份所当然，蒋夫人干涉，宋子文干涉，孔祥熙干涉杰克归来，孔令侃亦干涉，孔宋为购买事抓住不放。宋子文又不肯争取，怕人说话。”
4月28日，航委会没有安排飞机前往芜湖、南京之间侦察，宋美龄闻讯竟然也打电话前来申斥。钱大钧简直奔溃：
“此种毫无意义，真令人难受，如此做事，如何能做得好，思至难过处，恨不得即摆脱也。”【8】
幸好随之而来的“四二九”空战为航委会挽回了些许尊严。4月29日是日本裕仁天皇生日，亦称“天长节”，日军海航出动45架战机奔袭武汉，国府空军和苏联志愿队集结67架战机迎战。战后统计成果，中方扬言击落敌机21架，日方承认4架；日方扬言击落敌机35架，中方承认9架。【9】
9比4自然谈不上胜利，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没有交白卷。
图：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
“问钱主任有无此事”
众所周知，空军的待遇本身优于陆军，航委会作为管理部门，除了正常的薪金外，还有津贴及特别办公费支给，多者每月1200元，少者数百元。
但此项福利只覆盖部分高级人员。
考虑到1938年，100元法币大约可以购买一头牛，该项额外补贴的确十分诱人。
不巧的是，轮到钱大钧就职，军委会明文取消了特别费。新官上任之际，未免感到脸上无光，借口“空军薪给固较一般优厚，但各级主官无法避免之酬应实繁”，钱大钧拟具支给表试图再争取一下，蒋介石批示“不准”。【10】
既然如此，只好作罢，事情也就过去了幻灵夹克。想不到端午节前夕，宋子文站出来充当“好人”，指示开具名单，不妨酌情发放一笔过节费。钱大钧乐得照办，“厅长四员及邝处长朝吾各二千元，罗参事惠侨一千元”。宋子文又客气地单独发给钱大钧五千元。拿不拿呢？担心蒋介石责怪，钱大钧表示推却辞谢：“特别费委员长批示不准在先，请予转呈核示。再说委座特别给与有案，我未便再领。”可是宋子文坚持要给，“委员长那里我会面报，你不用推辞”。于是，恭敬不如从命。【11】
1938年12月，航委会从湖南衡阳途径贵州贵阳，迁往四川成都办公，旅费均为自掏腰包，致各高级人员缕陈困苦。
钱大钧这个人，据其连襟顾执中介绍，“雅驯有余，刚毅不足，从不见他拍桌子发怒骂人，只是爱好书法”【12】，听到几句诉苦，立马心软起来：“长途跋涉，确应酌量给予，以资体恤。”当即决定参照去年端午节先例，适当扩大范围，由经理处拟开名单、数目，交处长屠宗根赴港整理办事处账目及视察购买器材情形之便，请宋子文审核批准：
“自抗战军兴以来，本会及学校、军区司令负责主官，工作紧张，昼夜训练、指挥、作战，实具劳绩，值此年终，拟酌给一次特别费，以资鼓励。”【13】
宋子文爽快同意，航委会副处长以上40人合计分得42000元，钱大钧照旧另给5000元。
图：宋子文同意发给年终特别费的信函，台北“国史馆”档案
拿到特别费的满心欢喜，没有拿到的呢？“风声所播，人言啧啧”，引起军统局介入调查。
1939年4月8日，贺耀组、戴笠呈报调查材料，蒋介石批示侍从室“问钱主任有无此事”。15日，钱大钧详细函复，承认领取特别费的人员及金额均属实情，主要是取消特别费之后，各主管长官“颇感困苦”，所以请准“宋代委员长核示，当承批准照发，并允转承钧座”。【14】
图：盖有戴笠、张治中、贺耀组等人印章的军统局调查报告。台北“国史馆”档案。
钱大钧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什么，认定“谅不至如何追究也”胡若男。【15】
然而宝丰酒，长居香港的宋子文，无论事前还是事后，根本就没和蒋介石说起过特别费之事。
也许，陈本善宋子文觉得自己代理航委会委员长，区区几万元特别费似无必要及时报备。蒋介石却不这样想：
“我国家对空军人员原属优待，而你们空军成绩如此，还不自反者自处，乃反要此特费，试问你们良心何在？为何呈宋代委员长批示，而不直呈中正？此明明为有意取巧，不忠之至，可痛！以后无论何种款项，须由中正亲自批准，不准支付。”【16】
图：蒋介石的批示充满情绪化用词（红字部分），台北“国史馆”档案。
“余实受子文所累也”
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很快把蒋介石的批示递回，仔细一看，涂改处尚有“我以为你没良心，凉血动物”等充满情绪性的文字。
4月25日，眼看新成立的空军幼校即将开学，钱大钧请示派遣何人前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主持，蒋介石余怒未消，在航委会例行公文上写下八个字：“你何必来请示问我？”30日，赴美检查空军装备案出发在即，蒋介石态度依然不改，“请你自定可也”。【17】
面对冷言冷语，钱大钧几次想要当面解释，无奈蒋介石拒不见客。“此种挖苦说话，令人做事困难，余以为士可杀不可辱，如此一再申斥，言词刻薄，令人不堪忍受”。钱大钧愤怒提交辞职信，张治中好言相劝，委员长现时“火气极大”，“勿走极端”。【18】
僵持到5月20日，空军业务会议在重庆举行，当听到基层人员薪资微薄，无法养家的报告后，蒋介石立马借题发挥，当场数落起钱大钧等人：
“航委会高级长官只知为自己优渥生活着想，而不思解决下级同仁困难，殊属腐败，余办事二十余年，从无如此看轻高级长官者，实属可痛，在此会议中，为图谋彻底改进，各人应将所有困难痛苦尽量报告，高级长官如敢图谋报复，余负完全责任。”【19】
可想而知，当时场面有多尴尬。
蒋介石目光扫射，发现钱大钧竟然“神色不变”，当晚在日记中气得直骂“不知有廉耻极矣”。【20】
钱大钧日记中的愤怒，同样溢于言表：
“观此态度，几近挑拨，会议而变成法庭，彼意以为吾等必有贪污事实，殊不知吾等人格之所在也，做十余年长官，而不能看清部下人格，妄事咆哮，真可谓狂为者矣！而尚谓办事二十余年，从未如此看不起高级长官云云，实自暴其短耳！”【21】
思虑再三，蒋介石决定严办特别费案：
“钱主任追随最久，关系最密，故不能不从严惩办，此事不应请示宋氏，宋半年未在，彼在香港，我在重庆，不请示我而请示他，故不能不办”。【22】
24日，蒋介石颁布手令：
“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贪财如命，欺上舞弊，着即免职，交军法执行总监依法惩罪。”【23】
图：蒋介石手令严惩钱大钧，台北“国史馆”档案。
按照司法程序，钱大钧先写自白书，强调宋子文既是代理委员长职务，他依循前例，别无用心，“以为宋代委员长必有报告”，后来方知并未转报，“致我受取巧之责，涉贪污之嫌”。【24】
军法执行总监部调阅了包括宋、钱来往信函在内的大量相关案卷，依照陆海空军审判法规定，成立高等军事法庭，唐生智为审判长，裁决结果大意如下：
“因为特别办公费不准而发生该被告不循前案迳呈核示，乘经理处长因公赴港之便，函请宋代委员长核发，不能谓手续疏误，惟宋代委员长之代理该会职权，曾奉有明令，其代理批准之文件，依法应视为与被代理长官之亲批，同其效力。至该被告本人两次支领是项给与，经查不在请求原单之内，系属出于宋代委员长之自动批发，并无舞弊情事，自与贪污有别。该被告行为不成犯罪，其手续疏误部分，系属惩罚范围，应予移付惩戒。”【25】
平心而论，钱大钧的行为确实够不上职务犯罪，蒋介石后来也说：
“如以此为贪污，则大于此之罪案不知多少，慕尹随余颇久，用些钱亦不在乎，不过欺人太甚，不够做朋友！”【26】
航委会特别费案最终不了了之，钱大钧交保，赋闲两年余，直到1941年7月，在何应钦举荐下复出担任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参谋长。
耐人寻味的是，特别费案的另一位关键人宋子文似乎一直置身事外，至少目前尚无档案文献证明蒋、宋曾就此事有过交流互动。难怪钱大钧晚年回忆前尘往事，不禁感叹：
“余实受子文所累也。”
图：蒋介石与宋子文合影
注释
【1】钱世泽编：《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二）》，美国，中华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773页。
【2】《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二）》，第581页。
【3】《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二）》，第586页。
【4】《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二）》，第599页。
【5】《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二）》，第595页。
【6】《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二）》，第605页。
【7】《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二）》，第617页。
【8】《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二）》，第618页。
【9】张青松著：《中国上空的鹰：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战史》，中国致公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页。
【10】《唐生智等呈蒋中正审理钱大钧贪污嫌疑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
【11】 同上。
【12】 顾执中：《我的连襟钱大钧》，《文史资料选辑》第11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13】《唐生智等呈蒋中正审理钱大钧贪污嫌疑案》。
【14】 同上。
【15】《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二）》，第737页。
【16】《唐生智等呈蒋中正审理钱大钧贪污嫌疑案》。
【17】 《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二）》，第741-742页。
【18】 同上。
【19】《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二）》，第745页。
【20】《蒋中正日记》（1939年5月20日），台北，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2015年（非卖品）。
【21】《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二）》，第745页。
【22】《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二）》，第747页。
【23】《蒋中正令即免钱大钧职交军法执行总监惩办》，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
【24】《唐生智等呈蒋中正审理钱大钧贪污嫌疑案》。
【25】 《唐生智等呈蒋中正审理钱大钧贪污嫌疑案》。
【26】《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二）》，第748页。
（作者系民国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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