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史记 长城:防境外之敌,也防自家百姓-短史记

| 短史记 长城:防境外之敌,也防自家百姓-短史记

文 | 杨津涛
长城在历史上发挥过什么作用,历来争议颇多。有人认为,长城抵御不了游牧民族的入侵,“既不能阻挡敌人,更不能保护汉人”,能发挥的仅是预警功能;也有人认为,预警功能其实也很有限,长城实属“无用之物”,“顶多是个摆设”。
这种质疑是不成立的。
防御外敌入侵
长城,不仅仅是指城墙,还包括关城、烽燧、城障、堑壕等一系列配套的军事设施。
从先秦时代的楚、齐、秦、赵、燕、魏、郑、中山等诸侯国,到后来秦、西汉、东汉、北魏、北齐、北周、隋、辽、金、元、明等朝代,都曾修筑长城。其中,北魏、北周的建立者是鲜卑人,辽、金、元的建立者分别是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
曾被长城阻隔的游牧民族,占领中原后继续修筑长城,显见在他们的经验里,长城确有防御北方之敌的功效。
具体案例也能够证明长城的这种御北功效。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朝“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西汉灭楼兰、车师后,将长城从酒泉修到玉门,汉军凭借这段长城,出兵攻击大宛,迫使大宛归降。汉昭帝、汉元帝在位期间,“建塞微,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北魏修筑长城,有效防范了柔然的侵扰。明朝将领余子俊曾大规模修筑从清水营(今山西省谷县)到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的长城,其后“北虏知不能犯,遂不复入套者二十余年”——河套地区的蒙古人在坚固的长城面前,似乎无计可施。李彩烨明朝后期,女真人7次绕道河北、山西等地关口,攻城略地,但都因后方有长城阻隔,不能及时输送大批粮草,被迫撤军。如果不是吴三桂献出山海关,女真人的确很难突破长城防线。
历史学者罗家伦说:“北方地势平坦,大漠一望无边,敌军骑兵锦绣侯门,随地可以出没。所以只有靠此项连续不断的伟大工事,才能‘限胡马之足’。”古建专家罗哲文说:“长城这一防御工程,为什么几十个诸侯和王朝两千多年来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要修建它,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有用。”
这些都是中肯之论。
防止人口外流
除了御外,长城还有防内的功效。
西汉元帝时期,郎中侯应上书,详谈长城的重要价值。除对外的军事价值外,侯应特别提到了长城的防内功效:
“设塞缴,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防止归降的西域人、匈奴人回归塞外故地);“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防止边郡的贫困子弟投靠在匈奴的亲属)、“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侯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边郡的奴婢听说匈奴地区生活好,时常有人流亡过去;这是防民众用脚投票);“盗贼桀黥,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很多人犯罪后,为逃脱制裁,会选择流亡匈奴)。
按照汉朝法律,非朝廷使节私自出塞,与盗贼同罪。即便如此,从汉朝流亡匈奴者依旧很多。
出土的汉简记录了不少相关内容。如“门伤人亡”“颍川郡长祝自建里李广元凤四年六月己亥亡”等。流亡人数过多,严重影响了西汉政府的税收。汉朝后来和匈奴约定,“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闹菇,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意即以长城为汉、匈国界,双方都不能接受来自对方的归附者。
这种防内功效,延续至明代依然存在。不过效果似乎不佳。
比如,明朝正德年间,蒙古人控制的归绥地区赋役较轻,长城内的百姓“颇有苦所司之诛求,思虏中之安乐”者,常出现“边人告饥,又苦于朘削,往往投入虏中”的现象。嘉靖年间,蒙古俺答汗“悬书穹庐外”,以优厚待遇招纳边地汉人,越过长城“用脚投票”者更众,“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
“隆庆议和”之后,明蒙互市,关键条约之一,就是要求蒙方:若有汉人越过长城往投,须拿住送还,且对送还者有重赏。
水土沙漠化
在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后,历代都会向边塞移民屯田,以满足驻军的人员补给和粮食供应。
比如,秦始皇以“拜爵一级”为奖励,迁移3万家人到边塞戍守。汉朝延续秦朝政策,继续向边塞移民,最多的一次,迁动的人达70万。有学者称,“秦汉两朝累计投入军屯、民屯、实边的民兵当近千万之众,分布范围遍及长城沿线诸多战略要地”ca1837。屯田制自“魏晋而下,无代无之”,在明朝一度出现“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情况。
这种大规模移民造就了新的经济中心。
比如,汉朝出现了河西、鄂尔多斯、辽阳三个新兴经济区,其中鄂尔多斯被称为“新秦”,那里“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明朝的大同等九边重镇“富庶繁华,不下江南”。南北经济交流也多围绕长城展开。比如,明朝“隆兴和议”之后,汉、蒙之间围绕长城,通过官办的贡市、关市、马市,以及民间的民市、月市、小市等,开展贸易。长城沿线出现“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臻,无异于中原”的景象。
但移民屯田也有副作用。
长城大多建在高原、山地地区,且多大雨、暴风。屯田加剧了这些地方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比如,毛乌素沙漠在明朝中后期不断南进公输班,以至大段长城被堆埋,如边将涂宗俊上书所言:
“中路边墙三百余里,自隆庆末年创筑……万历二年以来,风雍沙积,日甚一日,高者至于埋没墩台,卑者亦如大堤长坂,一望黄沙,漫衍无际……”
在建设长城过程中,就近过度伐树烧砖取石,也会对植被造成很大破坏。
明朝修筑长城时,原秦、汉长城所在地的环境已严重沙漠化,不利于战时防御,也无法就地屯田解决军粮问题。故而,明长城中段不得不向南退缩了约500公里,东段不得不后退100~300公里,西段退的最多,达到600公里。
很快,明长城又重蹈覆辙。比如,自毛乌素沙漠后撤的神木-定边-宁夏线长城,仅屯田垦耕了约一百年,至嘉靖中期,已成“四望黄沙,不产五谷”之境。
参考资料
吉人:《万里长城——古代人类防卫设施的杰出代表》,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孙志升:《中国长城》,中国文史出版社花山壁画,2005年。陈梧桐:《长城不是闭关自守的符号》,《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黄永美:《西汉若干问题研究》,西北大学,2013年点点头拍拍手。孔繁德:《中国长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历史作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199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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