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所有：沈阳市旅游委员会未经协议授权 禁止转载使用砥定江山雍正回避沈阳的历史“隐私”
在雍正（爱新觉罗·胤禛）当政的13年中，除了去清东陵(今河北遵化马兰峪)安葬、祭奠康熙帝外，只在京城及周边活动，主要活动区域就是紫禁城和圆明园。这样，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康熙第三次东巡后，45年间再没有一位皇帝东巡东北，这也是清帝158年东巡史上的最大间隔。雍正常说“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但做起来与其父的反差为何这么大？
这也是雍正要解释的问题。雍正二年(1724)时，他派怡亲王允祥及皇四子弘历等前往围场，并十分关注他们的狩猎情况，而他自己却不曾亲往。后来雍正对此有过解释，一方面承认不如父亲，另一方面又说是出于防范的需要：“朕之不往，乃朕不及皇考（皇帝对其逝去的父皇的尊称）之处，朕自知之。盖以朕之兄弟阿其那(指允禩)、塞思黑(指允禟)等密结匪党，僭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
雍正即位之初，内部形势确实很严峻，但也的确动过东巡的心思。雍正三年(1725)，盛京将军噶尔弼赴任时，雍正告诉他：来年将前往盛京谒陵。雍正四年(1726)四月二十日噶尔弼上奏说，盛京风调雨顺，地方安谧，望皇帝幸陵。雍正的批复是：“候旨，未定。”
雍正这一时期，降谷零曾经权势显赫的年羹尧已自裁，隆科多也遭到打压，离心离德的兄弟允禩、允禟将定大罪，朝政日益安定。然而雍正对于前往盛京还是犹豫未定。结果，此番没去，其后也终未成行。
除了承认自己的精力、射技不及父亲外，雍正还对自己不能像康熙那样巡游围猎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朕事事不及皇考。而唯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
雍正其实是在隐晦地说，自己早已明察秋毫，看出了臣属结党营私的种种弊端，父皇常常出巡好大喜功便会被臣属钻空子利用，自己要改正这些问题。
雍正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雍正八年(1730)大乳牛奶女，雍正突然了解到沈阳故宫维修有一个“豆腐渣”工程。在三年的保固限期内，“凤凰楼”等处有裂缝渗漏。经过严厉的责任倒查，此次工程由原监修官委官艾哈那等人监制，同时雍正又查出该工程存在预算浮多之处，于是下达命令：令艾哈那等人参与官员，均分赔修，甚至籍没家产，以补损失。
让雍正对东巡从犹豫到放弃的申惠静，不只是这些说得出的理由，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雍正在当政期间，却把自己曾经两次赴盛京拜谒之事在史书中抹去痕迹。
这两次远赴盛京，当然都发生在康熙朝代。一次是加入了康熙第三次东巡的队伍中，此时胤禛刚刚被封为贝勒，离他全面准备夺储还有15年，此时的胤禛还唯皇太子胤禔马首是瞻。这是他生命中最自由的时候，胤禛完全放松下来，以北京来的青年贝勒的心态，带着惊奇去身临其境祖先生活方式。这次东巡中，胤禛吃惊地看到，父皇竟然仅仅凭借山涧的倒影，一箭射入猛虎的肋部，虎应弦而毙。
雍正第二次赴盛京，则在康熙六十年（1721），在九王夺嫡高潮的阶段，康熙用盛京之行给了胤禛一个强烈的信号——让他代替自己赴一宫三陵举行大祭礼荣县天气预报。“朕在位六十年贵女谋略，皆祖宗积德荫佑所致。幸而六十年一无所失，应先往盛京三陵行大祭典礼……”
康熙第三次东巡，给功成气豪的爱新觉罗家族留下了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的最完美回忆，然而那些一同打猎、一同网鱼的八位兄弟，后来又在你死我活的九王夺嫡斗争中，大多数死于非命。在代父参加盛京大祭典礼时，胤禛与十二弟允陶，与三哥允祉的儿子弘晟一同前往，还曾在北镇的望海楼上，以“仙容钓鳌非我意，凭轩惟是羡安流”的诗句，表达了与世无争的愿望。不过他当政以后，很快便把允陶降职为“在固山贝子上行走”，不久又降为镇国公；弘晟则与父亲一道，被永远地囚禁在宗人府。
与激烈的皇位争夺、残酷的清算相比，当初在盛京的美好记忆实在不忍面对。这恐怕就是雍正在史书中将自己在东北的行迹删去的最大隐私。当年胤禛从盛京到兴京时，还曾为爱新觉罗家族的骄傲历史写下这样的诗句：“金戈劳百战，玉叶衍千枝。”他写诗的时候还根本不会想到，是他自己把祖先留下的“千枝”斩断掉脑袋机械舞。
在雍正私人的《雍邸诗集》中，只有一首诗残留他在东北祭祀时的真实观感：奉命趋辽海，猗欤仰旧宫。圣慈殷孝享登封人才网，敕谕遣微躬。肃睹兴京胜，恭承祀典隆。祖宗光烈在，明发惕愚衷。
“祖宗光烈在，明发惕愚衷。”这句诗中，已经流露出他继承皇业大统气派，不过这首诗却开了清帝东巡诗篇的一个不好的头，他已经放弃了康熙对祖先的那种“惭愧”情绪，改成为警惕。惭愧是亲近，是对祖先一种羞涩、抱歉；警惕是隔阂，是一种小心翼翼与作茧自缚的谨慎。
正帝没有东巡盛京，他的儿子乾隆如此解释：皇考在位百度维亲，日不暇给，适西鄙有事，征役已劳……是以十有三年中未举是典（东巡）。图为反应当时西部战争情景的北征督运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