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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扩展，“流动”已然成为了当今社会的常态。日益增长的移民活动对世界各地的人口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久前，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应邀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的不仅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更是整个社会的急剧变迁。具体而言，这种变迁可以概括为从地域社会向移民社会的转变。
原文：《移民型城市社会的到来》
作者：中山大学教授 周大鸣
传统社会具有地域性色彩
中国传统社会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农业便走向了精耕细作之路，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在这种社会里，农民世代依附于土地，在父系继嗣的纽带下聚族而居,形成一个个由家族和宗族构成的村落，而婚姻则将血缘性的家族、宗族群体联系起来,形成地域性的关系网络。此外，村落之间又通过民间信仰、各种形式的“会”、“社”组织加以联结，形成跨村落、宗族的地域性组织。这种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构成了中国地域社会的基础。在这种社会里，人与土地紧密嵌合，以村落为单位的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相互交叠,构成人们群体认同以及行为规范的主要依据。
尽管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有“大一统”的传统，但就实际而言，中国社会内部始终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具体来说，不同地域之间的语言、习俗、饮食、居住等都可谓是大相径庭。我们习惯以地域来划分中国的文化类型，如中原文化、闽南文化、江南文化、吴湘文化、闽粤文化，就是这个道理。陈丽峰因而从总体上说，地域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其内部由于受到族群、自然地理环境、历史，特别是移民迁徙的历史过程等要素的影响而呈现出极大的文化差异。
在地域社会的总体背景下，中国古代城市社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地域性的色彩，可以称作是一种“地域性城市”。这种城市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城市的居民以周边的农村迁入为主。随着城市的发展，周围的农村变为市区，农民也自然转变为市民。其次，由于传统城市的人口主要来源于城市周边区域，因而城市居民大多以某一种方言群体为主体。比如在过去，广州流行广州话，上海流行上海话，武汉流行武汉话，都是以某一方言群体为主体。此外，地域性城市同时也是行政区划的中心。马克斯·韦伯在讨论中国的城市时讲到，中国古代城市和欧洲封建时代的城市有很大不同，前者是军事和政治中心，而后者则是商业和宗教中心。中国传统上就以城市作为主要的政治控制中心，近代中国革命走的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传统中国的人口政策是较为保守和闭塞的，户籍严格限制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地域性城市的发展和延续。由此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的城市社区并没有脱离地域社会的“乡土”本色，只是把地域性乡土社会的模式搬到了城里，从本质上来说仍然可以被视为熟人社会。
社会呈现出向移民型城市的转变
然而，随着“移民时代”的到来，地域性城市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自改革开放以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地域之间的相对封闭的状态被彻底打破，中国开始进入到一个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时期。《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人口的流动数量非常之大，比如2010年流动人口总量就达到2.6亿，相当于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到2011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表明都市社会已经开始占据中国社会的主流。此外，由于当代中国的人口流动总体上是单向的，俗称“一江春水向东流”，因此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流动人口数量尤为庞大，以至于超过了本地原有的人口，彻底翻转了原来的人口结构。这种情况以珠三角地区最为显著。举例而言，2013年深圳市常住人口为1000万，其中非户籍人口700万，占常住人口比例七成左右；东莞外来暂住人口435万，常住人口830万，约占一半比例还多。
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的人口来源和人口特征都由单一性、同质性向多样性和异质性转变。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伴随着个体关系、家庭结构、族群关系、社会整合机制等诸多方面的重大变革。不同的移民文化相互交融，更加多元和包容的城市文化应运而生。城市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以亲缘、血缘为核心的伦理秩序逐渐向以业缘、地缘为核心的契约秩序转变。这种深刻的变革表明，中国城市社区正逐步从一种相对封闭的地域型城市社会向多元开化的移民型城市社会转变。以沿海地区的城市为例，在过去，这些城市基本都是单一的汉民族城市；而现在，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我们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我曾到云南大学交流，一位教授说云南是少数民族最多的省市。我认为有待商榷，戏言云南只有25个少数民族，广州却有55个少数民族。由此可看出，当代城市人口的来源和组成是多元化的。
移民城市转型需做出文化调适
多元的文化是移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人口结构的复杂化，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把各自的文化带入城市，一方面使得不同地域的文化越来越多地碰撞与融合，赋予了中国城市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但另一方面，由于沟通和交流模式的缺乏，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常常发生误解乃至冲突。由此三门青蟹 ，当代移民城市在转型期间需要做出相应的文化调适。具体来说，第一是城市居民的待遇平权问题。如今同城不同待遇的问题较为普遍，许多城市新移民长期居住在一个城市，却因为身份的不同导致医疗、教育、养老、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待遇受到区别对待。
第二，城市居民家庭内部也会出现类似的文化冲突。因为过去住在一个地方的人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因而家庭内部成员之间产生矛盾的机率相对较小，这从离婚率上可见一斑。我大约于二十年前在潮汕地区一个传统的乡村——凤凰村做调查时发现，当地的家庭极为稳定，离婚率是零；但现在凤凰村实现城市化以后，家庭离婚率和城市地区已经没有了差别。造成这种变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城市化以后万丽霞，村落的通婚圈在扩大，跨地域、跨文化通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不少人认为婚姻是个人的事情，事实上也受中国传统家族伦理的影响，婚姻是涉及两个家庭的事。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由于风俗习惯不一样，在嫁女习俗、礼品馈赠、酒席摆法等各个方面都可能存在非常具体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往往是跨文化家庭内部冲突的导火索，并极有可能进一步导致离婚率的上升。
第三，在转型期里还可能会有一些文化不适应，地域性歧视就是其中一种。人们对某一地方的人有很多刻板印象，研究认为，这种情况之所产生砥平里战役，可能是因为群体认同的存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传统道德伦理的弱化。过去中国传统地域性文化是熟人社会，以宗族制度、亲属制度、地缘制度为基础。进入到移民社会后，这些传统就被打破了，我们基本可利用的资源发生了变化病毒唑针。其中，最反传统的制度便是传销，传销采取“杀熟”的做法，从最熟最亲近的人开始。这种利用亲属关系损人利己的做法，是反传统的，也是有违伦理的。
第四，在移民社会里还有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过去将人分为“圈内圈外”，实际上，在移民社会里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圈外人。和圈外人打交道，我们主要是依靠法律和契约，这本无错，然而如果解决任何问题都要靠法律、规章制度，那么社会运行的成本就会很高。以美国社会为例，美国的法律系统非常复杂，联邦有联邦法，各州又有各州的法律，本州犯法，在另一个州可能无罪，这就使得律师成为美国最赚钱的行业。中国的传统是“以礼入法”、“以德治国”，伦理道德的约束力要高于法律。社会道德规范和信任机制的建立有助于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
最后是族群关系的复杂性。一个城市里面，一方面是地域性人群类型的复杂性陵县天气预报，比如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可以看到来自全国各个省份的地域群体；另一方面则是不同民族的复杂性，来自五湖四海的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民族或人群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城市社区多元化的宗教信仰。族群关系复杂性给政府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比如在工厂中，倘若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出现冲突，工厂因缺乏专门的管理部门或者管理人员缺乏相应的管理经验而束手无策，最终只能由政府出面来处理。
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
前文回溯了如何从城市微观社区的角度观察从地域型社会到移民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大多是从国内移民的视角展开的。事实上，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逐渐成为移民的目标国疼爱妈妈歌词，来自境外的国际移民群体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我曾就广州的国际移民做过专题研究，在广州有来自日本、韩国、东南亚、中东以及非洲地区的大量移民，他们有的是来中国做工人，有的是做中介商人，有的是来中国投资。他们中有许多人在中国建立了家庭和亲属网络，从而对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武逆苍穹。比如，不同身份类型的国际移民进入中国之后会产生许多制度层面的问题，如跨国婚姻伴侣的入籍问题、国际移民监管问题等。现在我国尚未出台移民法，也未设立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无论如何，移民都是一个城市活力的象征，是城市的宝贵财富。来自五湖四海的城市新移民对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贡献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廉价、灵活和强壮劳动力大军，促进人力、物力和信息的聚集，促进地域农业现代化及工业化的转型，促进乡村迅速都市化，促进文化转型（如通婚圈扩大），促进城市转型等。因此，我认为，一个文化多元的移民社会，不应把移民看成是社会问题，也不需要对其进行社会治理，而应当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使其享受到和土著居民同等的待遇，帮助他们更好、更快地实现文化转型。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2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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