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稀世之珍》
作者：戴安娜?阿克曼
翻译：唐嘉慧
“戴安娜·阿克曼是一位诗人出身，却以动物生态报告文学奠立文坛地位的美国女作家。……别人写报告文学，是用脑、用观察分析能力、用理智去写，站得远远的；她却是用心灵、用感官、用情欲去写，永远置身于对象当中——因为自始至终，她首先是个文学家。
阿克曼在《稀世之珍》这本书里，虽然所报道的都是这个世界上所剩无几、就快消失的珍奇美物——三种濒危动物（和尚海豹、短尾信天翁、金狮狨），两处濒危栖地（亚马逊热带雨林、佛罗里达硬叶灌丛带）及一种濒危“现象”（大桦斑蝶的度冬迁徙）小鸠唱的歌，她的语气却一点都不悲观，心情一点都不沉重，反而带着一种昂扬、无法按捺的喜悦——因为那是她举办的私人庆典，她讴歌、她彩绘、她手舞足蹈，只为赞美这些稀世之珍的宝贵。”——摘自《稀世之宝》译者序
《稀世之珍：消失的动物，永恒的世界》
中信出版社 2017年5月
序
在地球高纬度的地方，北美洲东缘，夹两脉冰河穿凿之山岳，倚一面人类踏双刃平衡、快速滑行的湖，灰色苍穹在上，冰雹覆罩如一层薄薄鸡皮疙瘩的地面在下——12月寤寐间沉重的鼻息，仿佛配偶的微鼾般熟稔——郡机场附近，钢质乳齿象徐徐降落，加拿大雁鹅却呈楔形狂嘶鸣，白尾鹿轻啮的郊区森林中，钥匙形状的死巷环尾，一幢窗儿餐风饮露的简朴白屋后，我找到了属于自己地址的那一小部分：那称作冬季的星球与心灵的微倾。
即便严寒，我的后院仍热闹非凡。两棵苹果树上，木乃伊似的果实如锈钟般兀自悬挂，我虽听不见也嗅不到，却明白对鹿而言，它们的芳香正如钟声远播。书房窗外的日本枫树，叶已殆半落尽，唯剩寥寥数片，了无生气，黯棕而扭曲，瘦伶伶不断打旋儿颤抖着。佝偻的美国紫荆上，风干的豆荚仿佛小葫芦般在风中喀喇喀喇响。紫荆和枫树交错的槎丫成了朱雀、无冠山雀与松鼠的公路，它们偶尔会在冰封的枝干上滑一跤，或在劲风下踉跄，但早已习惯窗棂后安全距离外的我。借着凝视它们，我便能判断出风向与风力。为了取暖，它们面风而立，让风顺毛吹来。今天，朱雀羽毛膨松如一个个棉花糖，且全面朝东方。
我极少亲眼看见田鼠与地鼠，却常瞧见它们在雪地里钻地道。偶尔兔子或土拨鼠会建巢。五只绒球般蜷缩在屋北那棵半死枫树树干里的浣熊，一整个夏天在我的草坪上磨出一道小径、翻捡垃圾桶、在屋顶上溜滑梯。我知道它们的窝在哪儿—一百英尺外一段被掏空的圆木内，因为在某个气喘吁吁的燥热夏日里，它们全家缓缓爬出窝外，挂在树枝上纳凉。几条横纹蛇往何处避冬我不确定，接连好几年春天，我发现它们在屋内苏醒，或许早已在墙里或靠近火炉处寻得温暖的避难所。三只棕蝠在檐下冬眠。西洋茄般巨大的乌鸦压得树身哈腰弓背。别的鸟儿也来鸟食台前索食，在雪地上留下象形文字般的足印。我怀念和暖日子里在天地间合力张起一片震颤与彩色织锦的青蛙、昆虫、蜘蛛与蝴蝶；我怀念那漂浮着颜色与味道沁人感官的花朵。然而即使在冬季，仍有许多生物在这小小的世界一隅划地为家。
我从书桌旁的书架上抽出心爱的书：《地球家园》（The Home Planet），一册自太空拍摄地球、令人屏息的照片集。我翻到那张上空飘着几缕云丝、分外美丽的印度洋照片：地球最蓝、最晶莹的一瞥。孕育我们的海洋哺养浩荡的生物群，包括地球上绝大多数生命赖以为生、食物链最底层的浮游植物。我们怎能听任如海洋这般的巨物死亡？然而，五大湖濒死，地中海亦在忍受临终前的苦痛；人类将大量污染物倾入海洋，有些鲸鱼体内含有剧毒，尽管活着，在技术上却只能称之为“有毒废料”。
慢慢翻阅《地球家园》，目光停驻一张地球飘浮在一片黑丝绒般太空中的照片，非洲与欧洲在涡漩状白云下隐隐若现，但主要颜色仍为蓝色，整个阿波罗号的探险任务便由这一张照片娓娓道尽——浩瀚太乙之间，地球何乎其微，而它的环境又何其脆弱。从太空中看地球，它没有国界，没有军事特区，不见任何藩篱：你可以看到某大洲上空盘卷的风暴，足以影响半个地球外的谷物收成。整个星球的大气层——我们呼吸的空气、飞翔的天际，甚至臭氧层——仅薄薄一圈。这张照片动人心魄地提醒我们地球是单一的有机体。对我而言，这本书仿佛视觉的记忆匣，锁着我对自然的感受。总有一天，我们会问，“我这一辈子在朝哪一种结局活着？”若能回答这个问题，便表示你拥有极大的自由。海上晨曦纯然的美能引诱眠者下床；我认为自己的工作一部分便为了让它发生。眠者如我，迟早必须起身轮番晨眺，为这个星球，也为丰富自己的生命。从非洲纳米比亚沙漠到峭壁千仞的喜马拉雅山，神奇的生物在地球上漫游的历史远比人类久长，这些生物不仅值得我们尊敬，更能教导我们认识自我。
有些荒野我亲身稔悉其沙、兰、无羽的苍蝇，及土地上的人民，因此每张照片便宛如一册相簿、一份复写纸、一场游数不清行。这是东京南方的小岛“鸟屿”（Torishima），短尾信天翁的最后据点；那是法属军舰鸟列屿（French Frigate Shoals），夏威夷和尚海豹的最后避难地；这是南极大陆，大群动物的家。凝睇夏威夷群岛的照片—亮蓝海洋中的几点墨斑—我忆起泅泳时笼罩上方的座头鲸歌声。座头鲸的世代文明里没有城市，是浪游的文化。它们居住在宛如广寒蓝穴的大洋里聊斋席方平，口述传统，彼此教唱歌曲，弃旧调，谱新韵。人类录下的鲸曲只能追溯至1951年，经过40多年，仍未听见它们重唱50年代的老歌，试想古来多少咏叹调、歌谣与圣歌，充塞在大蓝之间，然后沉寂，再不复听闻。今天我们能够走访少数几个石器时代的遗族，在营火前聆听他们驰骋想象、寻幽探奇的故事，却永远不复得知穴居人类所有已然湮灭的故事；之于座头鲸，亦然。我在扉页间流连，飨宴各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广袤栖地。无论如何偏远、干燥、炎热、高盐度或少阳光，处处孳息生命。非洲的照片令我想起永远被囚禁在过去的庞然巨兽；现在所有令我们联想起非洲的大型动物，如大象、长颈鹿、河马、鸵鸟等，不过是一度昌荣的巨兽的星火余烬。河马亲戚之一，巨犀（Indricotherium），肩宽20英尺，食树梢之叶；人若傍立，不及膝。那时有比大象更巨大的长毛象、熊般大小的海狸、叉角巨如篱架的超级麋、塔般高的马、车般广的野牛；当然还有尼安德特人，我们粗壮魁梧的亲戚。是否因他们在人种上和我们有差异，便在竞争下被赶尽杀绝？尼安德特人住在欧洲，行葬礼与其他宗教仪式，存活7万年。接着现代人挟洞穴壁画与狡黠头脑出现，尼安德特人旋踵消失。我掠过婆罗洲、巴西与新几内亚的照片，遥想雨林的能量泉源如何促成新的生命形态；我们的基因安全网便是由雨林的生物多样性织成的。
我把书搁在身旁的一池阳光里。生命在地球上于不同时间接受甄试，现阶段约有4000万不同物种共同拥有这个星球，乍听之下仿佛象征丰饶、哺乳宙斯的羊角，然而过往的物种却是这个数目的10倍，有些科学家的估计更接近500亿。因为人类历史短，记录有限，加上集体记忆差，有人便认定犀牛与大象是永恒的，我们也是永恒的。殷实地缓缓前行的演化，单单以其徐缓，便可保护我们，不是吗？本着“既然没坏，何必修理”的逻辑，我们对时间的徐徐渐进遂笃信不移。但地球上99%的物种都已灭绝，包括我们的近亲。只因为我们演化出渴望秩序的头脑，并不表示自然便充满秩序。演化是头睡狮，我们可能会惊醒它，它也可能兀自醒转；无论如何，动乱在所难免。
灭绝（extinct）这个英文词源于拉丁文的熄（stinguere），是熄火的动词。我们居住在一个乐于见火的星球上，火既能消耗、亦能加热；我们又迷恋自身体内有火的观念。这可不是随工业时代发电机与熔炉衍生出来的隐喻，古人老早书云肉身内的火。当我们说某物种灭绝时，在文意上便指每个细胞内的火焰都被熄灭了。现代英文里“extinct”不仅可作动词，也作形容词与“become”及“go”连用，指“濒临灭绝”；但文意到底指该物种本身灭绝或造成灭绝，并不清楚。潜意识里，我们把它归类为老天爷的失败，浑然不觉灭绝乃正常现象。过去曾有大量物种集体消失的事件发生，仿佛被演化的无心、无虑与无情一笔勾销，其实却是无意、无邪与随机的。经人类记录的有限时间内，目前的灭绝速率高得无与伦比，因而令我们感到骇然；但集体灭绝并不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过去每一波灭绝巨浪，总能使罪人灭顶：每当某一种有机体过于繁盛，主宰地球，破坏环境，就会灭绝，并殃及其他数不清的动物。接着某种新分泌液或新鼠类便从头开始演化。所以说，以前动物不是没有大量灭绝过，自然也不是不能照顾自己，只是当自然自理时，物种会从零开始循新路线演化，而那条路线上，很可能就没有我们了。有朝一日，人类可能成为其他生命形态臆测的化石（如果它们懂得臆测的话），为我们的悲剧感到迷惑，如同我们为恐龙的悲剧迷惑一般。如今存在地球上的系统耗时几十亿年方才形成，却能在我们眼前遽然崩溃，将我们一同埋没。这并不表示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将消失，只不过很可能发生巨变。厌氧性的生物曾经主宰地球，好氧性的生物也风光过。今晨五头鹿跃进我的庭院，吃书房前两棵树落下的果子，它们毛厚、颜色深，仿佛驴子一般。曾经恐龙也在这一带食草，我为它们的逝去浩叹，然而若恐龙仍主宰地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了。是它们的灭绝，为后来演化出人类这种胆怯的小型夜行性哺乳动物开辟了生存空间。
对地球最虔诚的信徒而言，有太多祭祀的方式，太多牺牲的仪典。有些人视自然神圣不可碰触；坚信应放任自然，让自然自卫，追求平衡，不容分辩地抹灭物种。这种宿命论视人类为自然许多神奇面中的一面；上帝或许是不居住于产权所在地的地主。有些人反对我们“扮演上帝”，选择拯救或放弃某些动物。比方说，我们应该花这么多环保经费在食腐物的功能已被文明取代的兀鹫身上吗？有些人相信所有生命皆神圣，因此必须保育所有物种；其他人则争辩自然的机制才是最神圣的，而淘汰适应不良的物种乃自然之道，燃烧森林则是重新为土壤施肥的方法，这样才能为其他物种开辟更多资源及空间。我个人认为无尾熊及大熊猫非常可爱，因为自私的理由，我不愿看到它们消失，但它们仰赖如此岌岌可危的活动角落，生存充满问号。无尾熊只吃桉树叶，一场桉树枯叶病便可能是它们的劫数。如果我们在逼迫某物种灭绝，那我们当然应该刹车。可是，万一错不在人类，我们应该干预吗？若干预，谁又是濒危物种的拥有人？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仅仅保育动物本身是没有用的，你必须保育它们的整个栖地。人们捐钱给世界野生生物基金的“拯救大熊猫计划”，其实那些钱多花在保护大熊猫的栖地上，而不只花在动物身上。
倘若绝种是正常现象，那么拥护放任主义的人也就没什么好烦恼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珍惜地球上现有生命的人却应忧心，这么多物种的消失，可能预示人类的大限亦不远矣。如果我们企求人类能多停留一会儿，就必须对我们加诸在其他物种身上的作为有所警觉，因为演化是一连串的合作，而非一张胜利者的清单。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神圣联盟：心灵生态学申论”（Sacred Unity：Further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中说：“演化的并非马，而是马与草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演化的单位并非单一物种，而是所有物种环环相扣的事件。”
回到《地球家园》，我凝视一张尼格罗河（Rio Negro）蜿蜒横越巴西亚马逊盆地的照片。我的记忆如望远镜般从太空直下河水等高线，我曾在那深邃清澄如石英的水中浮潜。西南方一百英里处，褐皮革色的尼格罗河与苍白的亚马逊河交融，形成所谓“水的婚礼”。沿着尚未命名的动植物麇集的河岸，我步行、游泳、睡眠；上岸时仿佛步入厚厚的绿色金库。我记得火蚁的叮咬，一只蓝箭毒蛙的荧光色彩。在它之前我对青蛙并不好奇邹嘉俊，现在不同了。
全世界的青蛙都在消失中：朋友告诉我，当他在巴拿马工作时，发现只要手上残留一点点杀虫剂，便能将不小心碰到的青蛙杀死。我还听说一种横扫六大洲的病毒，或许该为蛙类的死亡负责。哥斯达黎加蒙特威尔地（Monteverde）居民经年常见一种美丽的黄金色蛤蟆，最近却听说一只也看不见了。没人知道它们是否已经绝种—很有可能。对大部分人而言，青蛙不够迷人，不足挂齿，但青蛙消失的速度早该令人类胆战心惊。埃尔利希（Paul Ehrlich）说过，每丧失一个物种，便如飞机机翼上掉一枚铆钉。掉了很多铆钉之后，飞机或许还能飞，一架飞机甚至最多可以掉一百枚铆钉，但迟早会轮到那几枚关键性的铆钉。到底要失去多少枚，等下一枚掉落时整架飞机便将解体？换个比方，拿砍树来说，刚开始砍几刀，树还能痊愈，也不会倒；再砍深一点，若近期不刮大风，或许树还能幸存；再砍深些，无论如何树迟早也会倒的。地球上的生命亦然，我们一点一点啮咬惜别的海岸，谁都不知道何时会到不可挽救的那一点。
只保护迷人的大型濒危动物是个诱人的想法，大部分人认为若有更多种昆虫灭绝，生活可能还会好过些。但地球上的生命需要昆虫，如同生命需要细菌一样。人们常视细菌为疾病与死亡的罪魁祸首，但若少了有益的细菌，人类的时日亦所剩无几。最近发现一系列在生物学上极重要的细菌，只出现在几个蝙蝠洞穴里的粪便中；倘若失去这几个洞穴里的蝙蝠族群，我们便将丧失一部分不可或缺的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就像颜色繁复的基因调色盘，对地球生命之延续及我们的健康至为重要。骤以唯心论视之，颇似食古不化的寓意剧（morality play）：众多植物虫鱼安置于地球上，只为提供人类各种疾病适当的解毒剂。毛地黄苷（毛地黄）、奎宁（金鸡纳树皮）、阿司匹林（柳树）及其他千千万万种药品，一次又一次显示雨林的药典的确具有治疗的功效，这得归因于所有生命体之间深远的血缘关系。一段切割后的蠕虫，在形状、功能及外观上和一朵水仙花、一只小豹猫或一队大学游泳校队完全不同，我们想象地球上的生命如兆亿特异个体的飨宴，但溯及分子层次，其实众生差别极微。大家都有细胞和器官及内含相仿的体液，都在执行类似的功能。地球上的化学物质能够互相中和、引燃、稀释、稳定、变质—正如混合后的颜料—因为它们基本上都由相同的原料合成。一头黑猩猩看似与人类迥然不同，其实我们的基因相差不到1.6%。所有生物之间存在着最深层的血亲关系，不只因为性灵或道德的缘故，也不是因为大家毗邻而居而发生的意外，而是因为在生理上、功能上、习惯上及基因里，我们同源，会感受同样的饥饿。我们共同的祖先是珍奇的地球生命，它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基本形状、共栖形态与动机。因为它，一头大熊猫永远会比一块石头和我们有更深的关联，而任何一种地球生命体也将永远比未来可能在宇宙其他星球上发现的生命形态和我们更亲。一只犰狳或许看起来和一粒金橘完全不同，但地球上的生物家庭永远密不可分。
因为越来越多物种濒危，生命的万花筒的角度也就越来越少，组合的可能也相对锐减。多样性不仅是生命的趣味，更是生命不可缺少的要素。所以说，我们应该保育最后一撮天花病毒吗？“天花对谁有好处呢？”有人问。“想想它带来的痛苦。咱们把它彻底歼灭吧！”我很高兴它被锁在安全柙内，也祈祷它永远别逃狱，但有朝一日，当我们遭遇现在无法想象的生物性大创伤时，或许它能给我们提供洞察力，甚至解决之道。
还有什么比生态道德学这个复杂的问题更棘手呢？我想将来在大学里可能会开很多系来研究它，也会有很多智囊团专门研究这类问题。此刻我只知道，生命是一次不可靠的奇妙偶然，一场自寻的魅惑困局。我珍惜生命的多样性，盼望它越热闹越好。
为什么我们重视珍奇的东西？“珍奇”这个形容词暗示着不寻常的特质，李美熹加上永久的罕见性。珍奇与稀少不同，稀少是一种暂时的状态。人类素来拥有合作的传统，难道不该珍惜团结我们的一切特质吗？首先，让我们想想新事物在人类遗产—不，人类细胞里—扮演的角色。我们的感官会对环境中的“改变”有所反应。一头伫立在草丛中的狮子，在它转头朝你攻击之前，并不构成威胁。你若曾狮口余生，或许就能辨识危险开始的那百万分之一秒——狮眼锁定你在空间中的位置；它拉紧肩肌，疾奔前微微颔首……面对这样的变化，我们的神经元便会打出改变讯号，身体开始警戒，无声的口哨在肌肉间吹响，身体紧绷，准备格斗或逃跑。
我们渴望停滞状态，因为它安全、让人放松。但它很快就会令我们厌烦：身体不再注意细节。若没有改变，神经元便可保持平静，无需分泌肾上腺素，血压也不会上升，瞌睡中的脑子不必醒转。否则我们将活在感官的风暴与噪声之中，不断意识到穿戴一支表带、一件毛衣、一副眼镜的感觉：永远无法视任何事物为“理所当然”。为了让食物与危机四伏的喧闹生命变成一片驯服的朦胧，我们必须视它为理所当然。但同时又渴望对改变的反应骤然摇醒我们，使世上每一个细节都变得分外重要，带着清晰的轮廓。任何新事物出现时，我们都会以所有感官全神贯注去评估它，生怕它会是个威胁，或是个滋养的来源，不然便是个先兆。倏地，肾上腺素涌至、脉搏加速、血流加快、肌肉收缩，蓄势做辛苦的操练。我们若静止不逃跑也不跳开，一切诱人的骚动将被压抑在体内，身体恍若即将沸腾、筋皮胀裂。战栗感随着威胁或机会的程度相对加深。研究显示，每当陌生女子进入房内，男性的睾丸激素便会加速分泌。新事物会令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感到兴奋。
即使它只是个想法，也令我们兴奋。生命是什么？我们问；明知答案不会是个一目了然的大标题，而是个庞大的集合。生命是爪蹄、是胸花、是尘虱、是鳄鱼皮、是羽毛、是鲸须（哺乳动物的鲸无毛）、是树蛙的小夜曲、是包皮、是蓝色水仙花、是芭蕉蛞蝓、是战舞、是杉木片、是放屁虫。一逢珍物，我们便在心中将它加入生命无尽的清单内；又发现了古老主题的另一变奏，我们在惊异之余莞尔。为聆听旋律，我们必须聆听每一个音符。所以我们会受新音符的吸引—那些友人尚未耳闻的音符。
有时，收集珍玩如书镇、纽扣或画作的我们，很难了解其实我们自己也算珍物。人可能是最珍奇的动物，而且肯定是最危险的。或许我们以高居食物链之首而沾沾自喜，实际上我们是在越级跳。别的动物速度快、彪悍、强壮且甲胄精良，人类只不过心智更胜一筹。人脑耽于一种淘气作为，因词穷，且称之为思想。我们亦是珍奇之最；这和人口多少无关，而是因为人的存在及演化的速度强而有力地支配了整个星球，是如此不真实，而人类的未来又如此危险。人是演化的神童，转变世界的能力远胜于了解它的能力。其他动物的演化速度慢，无法 和我们配合。人类也可能绝种，果真如此，人类将不会是唯一自绝的物种，但却是唯一可能 自救的。只因为大群人类居住在地球上，我们便认定人没有弱点。人就像一种病毒，蔓延全世界，逐渐在改变、吞噬它；是否将变成一场瘟疫，仍未可定论。因为人运用巧思，统治了生来并不属于我们的大河及天空，又在森罗万象的宇宙里添加了自己的创造物，便认定人无所不能。因为发明了武断约制自己的所谓时间的自然法则，便认定人是不朽的。
过去几年来，我各处旅行去看最珍奇的动物与生态系统。身为必须为其凋零负责的人类一员，我感觉必须在它们消失前目击并讴歌的迫切需求。我的动机同时也是自私的：我渴望知道恐龙如何奔跑、它们的皮肤摸起来感觉如何、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又如何宠溺小恐龙。在我们周遭，活着许多存在地球上比我们早千千万万年，如今却要在我们对其所知鲜少、不甚注意、尚未记录其习性的情况下灭亡的生物；这个想法令我无法忍受。太多动植物濒危，不可能在一本书中一一尽数，我遂选择将焦点集中于三种动物代表（和尚海豹、短尾信天翁及金狮狨）、两处濒危生态系统（亚马逊盆地及佛罗里达硬叶灌丛带）及一种“濒危现象”（大桦斑蝶迁移）。它们都是现在我生命中正忙碌赶办的活儿，我无法抗拒，想尾随去看热闹。
对我来说，这向来意味着前往动物的自然栖地，与为它们奉献终生的科学家合作。小小的朝圣之旅不可免，旅程以细数不尽的方式滋养着我。曾有一位书评家称我为“女冒险死士”；尽管这是赞美，然其情绪暗示和我的动机及性情却大相径庭。人们想必总把荒野与暴力凶残联想在一起，认为女人置身其中必定不能自在安适。剧作家季洛杜（Giraudoux）在《美人鱼昂汀》（Ondine）里写道，“女人的手不论多么柔软，在保护生命时也能变成铁罩”。他并不是说女人会变成北欧神话里的少女战士瓦尔基里，而是指柔软与力量并不相斥。人，会在非常时刻生出非常的力量，或是巧思，或是体能；有时力量会是一种压抑，如苔原冻土般的耐力，或克己忘我、或意志决绝。这两种情况，在闹市、在大学校园里，都可能像在亚马逊盆地里一样普遍。
13岁时的我，如此渴望做一名当时我想象中的女冒险家。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看清那个名词的真实风景，充斥着夜间徘徊的异乡人与情绪的流沙；又过了几个年头，我才了解其实自己想当的并不是“冒险家”，而是某种自然学者兼诗人，携带文藻制成的陷阱，以惊叹涂抹的标箭，逡巡于野地。一种文学传统待我加入，那是当时的我尚未意识到的少年激斗篇，它的成员包括如梅尔维尔（Melville）、康拉德（Conrad）等跋涉过、后来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所谓“灵魂的荒野”的现代风格小说家，也包括写狂想文的非小说作家艾斯利（Loren Eiseley）与默奇（Guy Murchie），以及如伯顿爵士（Sir Richard Burton）等能文的探险家。他们用感官的篷马车，替如我一般的安乐椅旅人全身通上电流。如今电影与电视取代了这项功能，但我仍沉迷于透过手中书的透镜游览寰宇，收纳他人的视域与洞见。
我爱用文字素描，试着摹画进行中的生命并且思索。有些太过严肃的人，似乎因为对自然存在的目的知道太多，反而不能享受自然，他们认为认真便得说教，诚恳必得正经。自然的确是神圣的，必须加以保护，我们都应该视关怀动物与生态系统为燃眉之急，努力奋斗；然而自然也非常好玩。谁若假装自然不好玩，便错过了活着的欢愉，否认好奇心、不安于室、礼赞、性灵、发明、玩耍，及其他所有使人之所以为人的癖性。我尊重大象或澳洲园丁鸟（bowerbird）的特性，难道就不该尊重人类的特性吗？
我祈祷远征时别出意外，总是尽量避免劳顿，但不能否认的，有时仍必须搞得周身脏兮兮，反而童趣盎然：伸进洞穴里检查南极锯穴鸟、在亚马逊深及大腿的黏泥里涉渡、在稠如豆泥的蝙蝠粪里蹀蹭……有时弄得越脏、越累、越饿、越饱受日晒风吹，我的内心深处便升起一种越强烈的地球小孩的辉煌感受。再没有任何事能比得上遭遇自然的本来面目，迎合它的律动，然后试以想象力的网捕捉须臾片刻，细究它的表情与心情，让通常以四维空间绵延的戏剧稍停，暂憩在二维空间里更令我满足的了。
事后重读自己的笔记，总带我回到那些可能再也不会邂逅的人、事与地。生命的地图变化如此迅速；探访信天翁的艰困海上之行让我有如斯感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却惊讶地发现，每一次远征竟都令我满溢同样的迫切感，精神勃勃。通常我都处在安适的状况中，然而对我去探访的动物而言，每一天都攸关死生，因此我胸中也有一个不断作响的闹钟。每次结束旅程回到家中，万千情绪翻搅，总感到自己无比幸运、不胜惊叹，油然而生倾全力帮助那些动物的决心；还有与那身陷战地的朋友告别时，生怕就此诀别的揪心痛楚。
关于作者
戴安娜?阿克曼，《纽约时报》热卖书作家，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她著述甚丰，在众多领域都成绩斐然。阿克曼集诗人、作家、记者、探险家和博物学家身份于一身，勇于冒险、敢于尝试，热爱自然，对生命充满激情。她获过众多奖项，古根海姆奖、约翰?巴勒斯自然奖、拉文诗歌奖、猎户星座图书奖，以及纽约公立图书馆的“馆选大文豪”大奖都被其揽入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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