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回族研究
曹磊
（顾颉刚先生）
上世纪初，民国肇造。中国处于由传统的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国家”“民族”等西方政治学、社会学概念进入中国，与古老的中国学术传统发生了反应。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开始用西方的学术概念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因而在整个学术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这个学术再适应过程发生的背景，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这个构建过程面临着内外双方面的巨大压力。外部是东西方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蚕食，而内部压力，就是巨大的中华帝国亿万人民对于“国家”“民族”这些概念的理解、接受以至于认同，特别是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此，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代历史学家，创办了禹贡学会，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及边疆史地，并开始关注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们力图使少数民族，特别是人口数量和传统文化影响深厚的少数民族，在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历史上主流社会知识分子第一次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的回族。而于此同时，在回族内部的新一代知识群体对这种关注发出了积极的回应，为中国的回族和伊斯兰研究打开了一个短暂而又繁荣的新局面。
（《禹贡》封面）
“禹贡”一词出自《尚书》，是《夏书》中的一篇。姜柔伊是最早论述贡赋的著作，成书年代多有争议。其中记录了包括九州的名称方位等许多地理名词，成为研究古代地理的宝贵资料。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以研究古代的沿革地理在国内的史学界独树一帜，影响很大。1934年他与谭其骧等人在北平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顾颉刚在《发刊词》当中提到：“《禹贡》列在《书经》，人所共读，……，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来表现我们工作的意义最简单而清楚，所以就借了这个题目来称呼我们的学会和我们的刊物。”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对中国的侵略，在学术研究上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行解构，提出了中国“本部”的概念，试图以文化族群为单位来重构中国的政治。这种局面刺激了国内的学者研究边疆的决心。“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的叫了起来。”
禹贡学会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边疆民族，是一种在外力作用下的应激反应，然而也开启了从学术上重构现代中国的先河。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圣宋元宝，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走上了救亡的立场，用平生所学为国家的建构贡献力量。他们一方面运用中国传统学术方法，另一方面又运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把自己的学术命运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历史命题结合起来，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回族研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回汉两族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回族文化运动出现在明末清初，以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人为代表的回族学者，最早开始寻找儒家学统与伊斯兰伦理之间的共通之处，向广大的汉语世界介绍伊斯兰的宗教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汉学派和《正教真诠》《天方典礼》《清真指南》等一系列沟通回儒的著作绝品小村医，标志着汉语世界的伊斯兰研究出现在中国的学术谱系之中。然而这一次文化运动并没有在回族之外的中国学术体系中产生太大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年代是历史上第二次回族文化运动的高潮。这个时期正值新文化运动后期，西方的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在国内造成深远影响的同时，也影响了回族中一小部分开眼看世界的人。他们深感本民族的愚昧落后，力图改变现状，发起了一场回族内部的新文化运动塞北三朝之金，涌现出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研究团体和刊物，建立了一些回族的新式学校。如王浩然等人在北平创立的中国回教俱进会及《穆光》杂志；哈德成等人在上海创立的中国回教学会及《中国回教学会月刊》，王静斋在天津创办的《伊光》月报，唐柯三、马松亭等人在济南成立的成达师范学校等等。回族的文化运动也引起了主流学术界的注意，顾颉刚先生在《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中写到：“日本的大陆政策……才使我突然注意到边疆，因注意边疆而连带注意到在西北各省最有力量的回教起点卡盟。”而“综观这运动（回教文化运动）……使我明白，这固是回教徒发展他们宗教的好办法，实在也是真正为中华民国筑好一层坚固的底层。”“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负担。”。为此，《禹贡》杂志专门在第五卷第11期和第七卷第4期推出回教专号古武斗皇。针对当时回汉之间的隔阂，顾颉刚提出：“可以先从文化方面下手……使回人和汉人明白，原来回汉是混合无间的一家人。”为实现这个目标，可以尝试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在各大学里，应当开设回回的文字语言的课程……各大学的史学系里，都该添中国回教史的课程。回教法律制度和哲学也都应在适宜的学系里设有相当的科目。中小学的史地或公民课本，对于中国回教也都应该有相当分量的叙述。”二是“（回教人士自办的学校）这些学校所造就的师资，对于我们要做的工作有极不可忽视的力量……请求政府对于这种学校给予各种便利。三是“多方搜求（有关回教的书籍），在适当的地方建立一个大规模的伊斯兰专门图书馆”。四是“全中国的回教学者以及对于回汉问题有兴趣的人都应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规模的学会，使中国回教文化的研究事业有一个中心机关。这个机关不妨由回教人主持”。
（顾颉刚《回教的文化运动》文）
在顾颉刚等人的努力下，《禹贡》先后刊载回族和伊斯兰教研究论文40多篇，出版了《回教与回族专号》、《回教专号》两种专刊。《禹贡》半月刊关注的回族问题包括以下方面：一、古代中国与穆斯林地区的交往。如白寿彝《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第七卷第4期）、《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第五卷第11期）；二、回族的起源问题。如王日蔚《回族回教辩》（第五卷第11期）、金吉堂《回教民族说》（第五卷第11期）；三、回族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研究。如冯承钧的《伯希和撰郑和下西洋考序》（第二卷第1期），夏璧《郑和七使西洋往返年月及其所经诸国》（第二卷第8期），金吉堂《王岱舆阿衡传》（第七卷第4期）；四、回族的文化教育发展研究。如马松亭的《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玩命双雄校》(第五卷第11期)，赵振武的《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第五卷第11期)，白寿彝的《论设立回教文化研究机关之需要》（第七卷第4期）等。五、各地回族概况。如王绍民《绥远包头的回民概况》（第七卷第4期）、戴鹏亮《河北交河泊头镇回民状况》（第七卷第4期）、马有曜《云南昆明的明德中学》（第七卷第4期）等。六、新疆问题研究。由于当时的中国伊斯兰教被称为回教，回族和维吾尔族还没进行民族学上的区分，统称为回民，所以回族回教专号上有很多关于新疆问题的文章。如王日蔚的《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变迁考》（第七卷第4期）、《新疆之伊兰民族》（第三卷第11期）等,为新疆问题研究打下了基础。
纵观这几个研究方向，可以说《禹贡》半月刊为中国的回族和伊斯兰研究搭起了基本框架，这个框架一直沿用到现在，现在研究的问题大致不超出这些范围。而其中登载的许多资料对研究民国时期的回族状况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禹贡》半月刊刊登了一大批关于回族回教的较有价值的论文，引领了国内研究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的风潮，对我国的回族研究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以禹贡学会为中心，聚集起大批对历史地理和边境民族感兴趣的青年，奠定了中国历史地理和边疆民族学科的基础。同时也促进了一些边疆研究机构的诞生，如“中国边疆研究会”“中国边政总会”等。这次风潮让国内的主流知识界对回族回教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知识界的努力，为回汉人民消除自清末大动乱以来的隔阂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在此基础上1937年中国回教救国会成立，回族人民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柏阿姨。
回顾这次文化运动，历时之长，影响之广泛，在中国回族的文化史上当属罕见。有时代背景的因素，但不能不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视野和关怀，肯放下身段学习后进的少数民族文化，确实值得当代的学者学习。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民族，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避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保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从学术上重建现代中国的叙事，也是一件长久的未完成的工作，值得当代学人思考。
（此文原刊于《中国穆斯林》2004年第6期李艺智，经作者授权发布以飨读者，注释从略，特此说明并致谢。编辑：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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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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