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罗自画像
【咖啡勺里的猫】
或出于对诗歌语言一代又一代演绎，或不同氛围现代性内化因人而异的好奇，我偶然注意到杜绿绿。因去广州领“东荡子”奖，有世宾和绿绿的朋友龙先生宴请桑克与我，绿绿正好在，自然而然，后来也就注意到她的诗。
她属嬗变的70后一代，若按钱理群先生的看法，她这代多孳乳“精致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恐不能单拿来作价值判断的，得限定语境，怕与呆板的50后、聪明的60后“第三代”居多，闷声大发财异趣。原我不太理会“代沟”之说，或因年事增高，正像庞德所言，中年的乐事之一便是发现自己曾经是对的，而且，比自己年轻时想象的要正确得多。这“年轻时”抑或即绿绿那样的年纪吧，所以，读过她的诗，代与代之间的语境，立马显现。她这代对暴力政治她们更喜欢说管理，大脑暗室，没什么印象，但对媒介，却印象深刻，她们开始学会依赖文化的整体作用，以求社会平衡，而非个人神话。读读前两代的诗，不是你写什么的问题，清流的，世俗的，语言塑造就决定了你的模型。至少，通过50、60后两代的划水，她们或已看出，那种个人神话的种种破绽。尤其是夏志清说的新文学那种“埋怨”和“叛徒”的传统，在她这代，更是稀罕，——物影代替了幻象，人和诗的感知形式都在变，而且，是根本的变了。她的时代，是晚来的“后视镜时代”所谓晚来是比较东西方进程而言的。虽晚，但，对无限新奇——牛前进之中国，却相当重要。
由将来看，说实在的，她们较我等牵绊更少，有利有弊，所以，也更容易通透。如此通透、清澈下去，便会有那结构性的改变，好呆可暂不论。比如，她的诗取现实之流动就非常直接，不似这代，面对的现实是“凝固化”的，脑子里的模型，也是传统的干湿二分旧式暗房术语。所以，文学的反应也多呈凝固性质，出了问题，便曰“脑子进水”，多以语言僭越为能事，遂模型化而不自知，这点极为不同。
另外，好像也没费啥劲，绿绿一代，就避免了英雄主义词语系统中的等级、革命、攻讦的成分，预感未来，更亲和现实主义渐进的一面。还有最明显也最重要的一点，即她这代，是由社会物质和交往伦理剥离至孤单个体的，所以，语言天生就不泥于人际不包括一般的交往意识。意识形态没多大市场，世界意识反油然而生，既不复杂，也不玄秘，决定论更是滑稽。看看前面两代，拖泥带水，难堪之至。语言迂曲用了一大堆形容词，八方调兵遣将，方显趋善，还未必真。
所以，哲学家指维特根斯坦奉劝我们，句子主语学习着用问“谁或什么…..”（至少“也许”）将决定几代诗歌不同的叙述。微型的极权，或虚席以待。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生活不是对称的眼镜，而是明亮的晕光。何况还生出个几十年要打交道的“霾先生”。50后的公民怕看不到那光明了，“甲午”后呼吁“赛先生”的几代，其实，也无非浸泡在更传统的灵魂的斗争里。要么，不切现实地想脱胎至“敌托邦”，如钱玄同一代，号召的“罗马-拼音化”。其实，现在，通过“奇怪的”极权主义，反实现了这点，——但不是通过母语物质性的符号系统，而是知觉系统。用胡适那代的话说，即“输入学理”。
总之，她这代的语境，已具备不少意想不到的积极元素，这都依赖于新的认知方式，由不得个人。何况，未来也并非自然进化的过程，虽然，我个人，认为“自然”是很重要的一环。汉语诗不大进步，与未过这一关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由这点看，每一首诗（当然，指有效的），都有改变我们视线、考量时代精神的可能，没有现存的桃子，那是给有所准备的头脑的，科学哲学，很早便强调这点：一则准备生，一则准备对泛死亡进行自我考问。所以，张枣诗曰：“我走着，难免一死，这可不是政治”（《死囚与道路》）。但诸多“诗歌的老反革命分子”（就俗语用之，泛指空洞化以诗文煽情行世者，无它意）却未必理解这些必然性：一时代之“上手”（海德格尔习用“操持”：工具、语言），怕多囿于社会习俗保姆奇遇记，而非框架政治（我们庸俗地依赖它太久了），这也超乎许多人的想象。否者，我们便很难理解极权主义的对立面为何总是显得那么幼稚，革命者比反动派手腕更低劣，好人比坏人命短，因为他们不大懂“耗子民族”与猫或女歌手约瑟芬的关系——“我们总是精明地微微一笑，就把一切都看开了”。一切看开，也一切均可谅宥，庶几也可谓“一成不变”。夫子时代强调的“质文”问题，在后来，一直未得以解决。“过而未改，是谓过矣”，今之言“惰性”，西方文学传统，谓之“漩涡”。庶几又可言“观过”，西人则言“批评”。
这是一直困惑我，或许不再困惑绿绿一代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诗歌细胞，却咋个有这多诗家，还朗朗上口？抑或都受了“看开了”的影响。屠夫和死囚并作诗人曼德尔斯塔姆“A=A”真意，于这民族，还真是个奇观。汉学之“搅浑水”，一直很反常。这都是“大漩涡”的作用。“雅言”的痕迹，连一点可能都没有。
所以，大致上，我这代主要抵抗的还是睁眼瞎和自大狂，奴役与服从，遑论其它，这就不难理解过去诸多反与被反的“同质”现象，这最致命。60后既纠缠旧式语言的阴影重叠又耽溺新财富和幸福，狭义的“第三代”经验的模糊性，连那“宣言”和“阵营”也模糊，说明此特征。尚功利，多取彼缘饰之士，窥微信奇门遁术便知一二。以上两代，被精英意识和封闭性的神话害得够呛，多无休止地内折腾，顾左右而言其它。而绿绿这代，过滤下来，不知好了多少。虽观现实，必须很清楚地看到，此邦仍缺失现代化诸多条件——如民族认同、政治参与、教育独立升华、普世价值和规范的世俗化……政治权利集中是有的，却为纬伯所区分（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官僚机器之不同操作），——所以，此邦弱了现代化之政治条件却有很强的物化的现代感，这很奇特，大可辐射诗歌。据余看，正因了那社会内在的延续性，绿绿这代，怕要对付的却是更难的无聊与反复无常，间杂价值紊乱和政治的牧羊术.....各有千秋，各有各的难题。
诗歌能否把这一切的皱褶、豁口熨帖至平整呢？至少，读绿绿的诗，我看到另一种可能，一旦繁复的修辞之诗去了（毛时代之遗恨，必拖了老诗家和老右派战死于此），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修复能力，会寻到语言新的机制，那一定不是神话的，尤其不是非人性的。她的诗一直辨析着日常生活的常识，非多数诗人姜太公似的陶陶然，即为此情势逼使。所以，绿绿一代的“返璞归真”便很重要了。当然，大家很清楚，也只有最平实而能窥破权力游戏的自持者才有可能。虽目前她的诗稍嫌单薄，平面化——那是都市主义混合了新工具主义的无聊造成的，后现代的开关社会和消费习俗附带的普遍现象。但，看得出，她已寻了什么法，不与蚊帐争辩，而直接去打死蚊子，然后溜至含了甘泉的坡地与山羊共舞。这就是她的最新杰作《垛槠》与先前那些作品换位得出的间隙，提供了新的呼吸法和自我认同，肤浅的网络语言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她的过滤器与自我保护多的是，仅自然观察法或历史一脉，便可增强不少现实感。波德莱尔在译介爱伦·坡时就曾用过“历史故事”。后现代诗之“漩涡”，也是经他俩流布的。
新史学有个观点，即人人皆可为史。倘若波德莱尔所说的“人的恶习中，包含着无限的证据”，那么，诗可不止在抒情、记诵方面能大做文章。旧时所叙“言志”、“诗教”接近这点。诗三百亡，亡在人间过早的世俗化，叙之悠久的“白话文”有何不可，不在道统，或非惟道统。故吴楚无诗，江汉一变却生楚辞，与其辩夷狄僭称，莫若看一方风土，所以，“骚人辞客多生江汉，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周夀昌《思益堂日札》。都因地近。换位时空，绿绿生安徽，庶几也可谓地近南音。近世出独秀、胡适，当代出海子，都以辞章闻名，絶非偶然。携南音入了互联网时代的绿绿，自然又是另一番人文景象。工具不同，诗歌感知的语境便不同。倘若搜索自她出生——甚至之前的电台声音广播到电视实况转播，再到卫星全球同播，互联网菜单下拉，博客、微信所有传导的人的信息，你会看到，弗里达（左翼反叛者）、伍迪艾伦、福克纳、耶稣、伍尔夫、梦露、桑德堡、庞德一类……这只是她脑储存的一丁点，还有许多隐蔽在她的骨头、皮肤、声音综合的芯片里，而且，“有硬度，有方向”（《暴风雪》），这就是现代媒介转换的知觉方式，也就是清晨一小勺咖啡入杯时的浮光掠影。若是胶囊咖啡，便啥也莫有，过程为了泡沫包裹在机器中了。所以，新媒介学，也称分子“家庭”为“胶囊”，就社会而言，这个词，也可取代传统的“刀俎”。
转换与消耗，是绿绿这代诗人最要适应的，它即携带创新的契机，也带来重复。正像索尔·贝娄小说中的洪堡所言：“当代诗人有比荷马、但丁更为奇妙的素材。他们缺乏的是坚定而清醒的理想化精神。”共产主义理想化崩溃的反面并不是不要理想，这点，许多人未搞明白，那是因为，他们的座驾没有后视镜，只走了反常化低俗一路，结果是去智。除了人文素养，对新媒介也不甚了解。新媒介讲究更多的通道与变化，视角，或即“工具理性”的交互效应。现代诗，必须在这点上，给予界面。
媒介延伸人的知觉系统，打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始，便已告知我们，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传播内容可成为另一媒介的新内容，在诗歌构造中或可谓“再生”，“再造”，题材的，情感的，注意力的。奇特的是，绿绿有《转生》一诗涉此原理；二是新媒介功能之启用会对旧功能予以截断。比如，70后的新诗所携带的知觉系统，就避免着恢宏的英雄主义词格，甚至还显现出很萌的一点“芭比化”特征，以轻松和故意的幼稚，微型分析，替代以前被嚼烂了的但丁、里尔克似的“庄严”与“甜美”。几乎可以说，不经语境转换，不与真正的现实生成关系，所有阅读都是误区。美术杰弗·孔斯（Jeff Koons）之风靡，并非没有社会学的原因。这是我们许多艺术家未搞懂的。人们厌倦了严肃和谐的形态也可以是直接诱因。先语言的压力与抒情，在失去语境后，对其体验，有无必要，于今日语言沿流和记忆会不会堕入被动与遗忘，恐怕都取决于某种意义的“历史之再生”。“蔑历”，这个词，非常古老，我同时在纸本的《竹书纪年》和商代玉板文发现了它。犹如古时社稷燔柴祭天，必有新木与牺牲。正由于这点，《垛槠》可谓令人耳目一新。
但，细察下来，里面的技艺，都是粒粒皆辛苦磨砺积淀的。绿绿不一定知顾氏颉刚的“层累说”，但她似乎写了这原理：“……接下来会发生的就像湖底的淤泥，终年沉在那儿，没有活过，也没有死过。”至于是否是一次性消耗，还是永久的一种挑战，得看她今后作诗的契机，诗人有自己的命运，每一首有每一首的命运。我一向以为，诗人完成一首诗后，便不再敢担保自己。混吃混喝，乃吾民最大恶习。只有毛泽东时代的诗人永远是诗人，我们身边戛然而止的太多了。翟氏永明所言“完成了又怎样？”即指这点。但，我们也得警惕，千万别拿了这个当不进步的借口，或猫打呼噜——也就今日新语的“写保护”。我们不能为太多浪费才华的人伤心欲绝，也大可不必为谁的江郎才尽扼腕。否则，T.S.艾略特何以要写：“像一个上了麻醉的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咖啡勺，或手术刀，你宁可享受哪一款？
《垛槠》非关题材、游荡，也非关部族神话，或文学的传奇性，而关乎现代都市主义边缘化的中国语境与疑古主义造就的边缘化的重合。前者是清晰的，“政治正确”的，后者模糊，而一讹再讹。用了绿绿叙述的两级（都市和历史）词语合成，颇似其笔下的“雾猫”。1877年，比利时就成立了家猫道德与品行促进协会。依今日语境，想想原子弹的当量和受害人口惊人的比例，应做“霾猫”，“霾化猫”模仿老虎的徽记，混淆各种灾难的语境特征，消灭足迹，一直就是现代主义的偏爱：爱伦·坡叙之《黑猫》；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直接叙说天朝的猫眼知时间和永恒；艾维斯·普莱斯利歌词写道：“一为钱！二出风头，数到三，预备，加油，猫猫加油！”；泰奥多·封塔纳称猫是“白种女人”；凯特琳·曼斯菲尔德的猫起名“温格里”，每天和她一起唸莎士比亚，所以她很想知道，猫眼里的莎士比亚是啥样的；T.S. 艾略特有“杰利柯猫”，“猫需要一个特殊的名字”，而且，还必须对狗大加嘲笑。诗人都喜欢转换此癖好，如张枣便有《孤独的猫眼之歌》、《猫的终结》。绿绿诗作叙及猫不少，《猫的故事》、《季节》。读读后者，便能了解她这代，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化经典用于今俗的技巧：桑德堡和庞德，竟然在番禺（想象的地点）的隧道相遇。绿绿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个颇有趣的现象，想象看，她是兰波早就定义过的那种“通灵者”，使了一点“刻意的反常”，便成为“他者”。关于这，兰波有极著名的比喻：“......当铁皮作了小号醒来，就无法再将其归于铁皮”。
我们这代的张枣，曾有诗曰：铜号般的眼睛。用了方言转叙过不再复原即“鼓眼棒”。
卡夫卡在写《变形记》前，就曾幻想成为印第安人，而曼德尔斯塔姆保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癖好，臆想成为中国人，来了不整死他成龟儿子才怪。旧籍中，广东最厉害的变形记是“飞头人”。光是脑袋飞来飞去地吃东西，微信上不停晒吃的，多半是“飞头族”孑遗。大概苛全责备的绿绿会觉得不怎么好看，所以，也没敢在诗里乱施魔法。
70后诗人，少有绿绿那样反肤浅和碎片化的，“破碎”很容易藏污纳垢，掩饰莫有才华和缺乏判断力。这点她可一点也不含糊：“我写下一行恶毒污秽的句子/在丢弃的牙套上。——拿去！”看得出，她喜欢刷牙，而过去奋起自杀的诗人却都不爱刷牙，反爱时髦谈死亡——“你写过很多次死亡”（陆忆敏《你醒在清晨》），所以，陆氏又道：“我不能一坐下来铺开纸就谈死亡”（《死亡是一种球形糖果》）。这跟不刷牙便大谈芳香剂一模一样。看来，诗界还是多点神经正常的为好。语言的牙结石很可怕，最终吞吞吐吐导致漏风，结巴，不讲逻辑。而绿绿的诗，推演过程都很完整。只有天赋、人文素养极高的人，才追求这些。对写诗非病狂、丧伦、酗酒、败坏、极端不可的偏见，一直因精神的贫乏而被夸大。诗人有时真的分不清宣传和流言蜚语。越和非人化的生理特征狼狈为奸，对文明结晶中的理性和感情就越疏远。至少，绿绿对此抱有警觉和一定的距离。我们看马戏，不能为飞人炮弹所伤，笑一笑可以，但却不把小丑的动作当真。
绿绿大致属于可以窥破一切小把戏的人，她的每一首诗，几乎都是以识别生存伎俩最后给予捅破为结束。当然，也不排除同情心。不过，她最好与各种“表演者”别靠得太近。不是担心别人伤着她，而担心她陷别人于尴尬，太枯涩。所以，她骨子里是“旁观”的料。不过，此角色也容易弄得自己孤高和寡，便需时空的添加剂或面壁，或爱丽丝漫游奇境式的物化，在她落入兔子洞时，头脑一直清晰钥匙在哪。
所以，她的变形都是地理意义上的换位。有意思的是，她写到了这点：“你在大地上走了这么多天，/ 是否有所察觉 / 我们缺少的不是地理概念，金容仙/ 仅仅是一个泳池，一副泳镜。”（《旅行者》）这种“滴水见太阳”的方法，后来孳乳了现代诗的技巧，源于威廉·布莱克。正是这点，后来，作为支配性框架，也才孳乳了《垛槠》站在世俗主义的立场咨询汉语迷失的神学。此变形绝非简单的对立划分。
我们继续观察，绿绿究竟变形到哪里玩去了呢，我告诉你吧，她或和瑜伽女友们正坐在绿荫下比鲛瘦的肩背和缩小了几公分的腰肢去了，回去后吃一大锅老公做的鳝鱼煲仔饭，写下“一只疯了的猫多么可怜，我很清楚这点”。其实，她啥也不清楚，因她变身很快，一会梦露，一会伍尔夫，一会塑料人，一会时光兔子，一会又好像是民国收集歌谣让胡适先生艳羡的徐芳......正好应了民俗“猫有七命”之说。但，最想做的，恐怕还是“通灵者”和“漫游者”，玩“甩包袱”，像图像处理器，过一道，然后，对不起，储存到别处去吧：“人群的秘密全在我心中，我窥探过城里所有人。我必须将秘密托付给人”（《我的来历》），因为，她不能带着沉重的精神包袱去玩别的。
沉闷的祖国，可供游戏的民俗从未缺过。金蝉脱壳，如若是历史循环的一种形态，我们也没必要为它太难过。我们这代的眼量，更没必要希望通过新一代的某个环节来还原。何况，现代主义恰好对连续性和没完没了的群氓政治都嗤之以鼻。
这下我明白了，她练瑜伽纯碎为了减少重量，身轻如燕内经图。获得某种知觉的效果，但她笔下从不写燕子60后的张枣要写，因他越来越胖，相反是笨重的河马、肥猫、鼓得像气球的孕妇.....她好像一直渴望最高境界近乎于希瓦（印度神）的柔软，但，看起来呢，却一直是广东的业余踢腿。这一点也不费解，因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精神的自由，超越肢体的符号性。当然，更重要的是设置难度。
因为一代一代被汉语灌得满脑肥肠的学究们组成的意识形态化的联盟，早就置身于民俗之上，要剪灭那一切的想象与活力，像维特根斯坦说的：图像俘虏了我们。“同义往复”的形式主义漩涡格式化了多数“朦胧诗”的头脑，贻害匪浅，很难看到没有不挣扎犯错的。用了绿绿的眼光看，或即”腐烂的脑袋“。
所以，在后现代的魔法时代，口水滴答的老反革命分子们，真的没辙。过去，他们最爱用的“赤裸裸的”，现在，披在了耗子民族的身上，等待的不是他们希望与之对抗的屠戮，或猫来了——或干脆的“羊开始吃狼”，而是真正担心的被遗忘方家翊。所以，许多身心分裂杜撰的自由斗争史，最后，都沉浸在虚假的意识形态和传统利禄的调配中。看透的人都知道乔治·斯坦纳说得颇有道理：“政治语言已感染了晦涩和疯癫。再大的谎言都能拐弯抹角地表达，再卑劣的残忍都能在历史主义的冗词中找到借口。”（《语言与沉默》）如是这般，谁还能指望不被淹没呢，心不心甘情愿，都没关系。
绿绿通过诗歌的叙事，把自己一代的“超验性”隐蔽得很好，所以，在南方辅以商埠优越性而呼之欲出的抒情主流话语中，她一直就像个“外省人”。由了北方中心话语看，还是双重的“外省”。她特地写了首关于“外省人”的诗，整个的生活方式，好像也与所在的城市不发生关系。细读其诗，她巧妙运用的“陌生化”，也以此为基础。这正是现代主义鼻祖波德莱尔所说的：到达陌生处，看到不可见之物，听到不可听之物。那可不光是时间之“永恒”。我们这代“接受了精神的教训”，却未必保障也接受了“物质的教训”，否则，大家如何又见了那样多出自诗人之手的贪婪和混淆黑白。你千万莫解释，那是合理的——与文明所需的约束、规范、礼貌、委婉、正义、理性一样的合情合理，那也几乎就是诡辩和笑话。
反而绿绿这代，或更容易了解，广义的“物质”所具有的那种反讽味，如同“英雄主义”。一旦亲近，无论什么都会变味——亦包括那些伟大诗篇所歌咏的事物、词语系统，主要在于看问题的方式。所以，她更看好“间距”的魅力。“间距”也组织着她的诗句和节奏。她普通得有点离谱，甚至掉渣，难道不是吗？
她每日开车接孩子，照顾父母，练瑜伽（待我去过印度后，方知那边揶揄这边脱离神学意义的“瑜伽体操”），嗜远足，既作恋人又作慈母，与天下百姓没啥不同。作为写作，她反感“女性”之说。像齐泽克说的，凡用“与”连接的两端，易陷“同义反复”的教条，如“男性与女性”（艾略特叙之中性的“忒瑞西斯”）。颇有道理，许多男儿，怕还没她的敏感和知性，更不消说那异乎寻常的平衡感。她这代的干净、利索，健康，或面对“复杂局势”（柏桦笔下最多）手脚无措，尤其幼稚而可爱的公民意识，不仅我们这代望尘莫及，怕60后也相去甚远。所以对“进步的异化”，她也就没觉得内心磨砺有我们那么艰难。付出太大代价的事物，于她可能都是反自然的。由她的诗，表明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气质：怀疑“信仰时代”的一切，也不太同意消极地交给“相信未来”，很有可能“空洞化”。
这说明，她这代已洞察社会结构性改变的可能，虽慢如蜗牛，她诗里折射的社区就是最好的证明。大而化之的“英雄主义的诗歌”，不一定能读懂里面涵盖的平凡内容。她也不必读穆卡洛夫斯基或罗兰·巴特，但她的诗，天生即有结构功能主义的多元性，而且，其叙事性，竟来自小说和符号学的影响。
如若仔细品味她诗篇的叙述语调，结构，不难发现，她大概更喜欢阅读小说而非诗歌。诗人不读诗，读别的：小说。在小说里发现技巧，这可能吗？——这是可能的。我自己就不大读诗。那些满怀深仇大恨、充满嫉妒和偏见的家伙鼓噪的玩意，读有何用？不仅柏拉图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卡夫卡、马克斯·弗里施、金斯莱·艾米斯也不读。诗人几乎是现代性的笑料，而且，还是二等笑料。真正的诗人就是反诗人，就是过滤自己的过滤器——曼德尔斯塔姆就把“纸上写诗”视为耻辱，他喜爱的是通过大海波涛过滤的荷马、通过“黑太阳”过滤的普希金，谁说他夫人的死亡背诵，靠的是纸面语言而不是小说叙事？汉语必须反对形容化，因为它意味着政治的渗透与凝固。在说“人民”时，人民便消失了。诗歌也是这样的状况。我相信，越到后来，就越能理解这点。
所以，最有意思的是，在我们这代要经过不懈的努力——包括对社会、政治、自然的认知，还要靠侥幸才能宽怀释然，不违常识，而在她，由坐在屁股底下一根舒适的“马蹄草”就可以解决。不是她更聪明，而是她的语境较我们更优化。所以，她这样写来，较了前辈的矫揉造作，又自然了许多：“生活是永恒的手艺活儿”。再则，回过头看，便不能不信，闲暇和教育可能对她们比敌视意识形态的丑恶更要紧。
我不能不惊叹，发生认识论意义的自我教育和成长小说的趣味并时在绿绿一代诗叙中孳乳着某种现代性，较了依赖符号表征的一代颇为不同，尽管一切语言都是符号。
她的诗一直就萦绕在这两种混合的氛围中。当她询问“合适”的社会学语义时，就已注定其兴致所在。她（们）最要担心的倒不是英雄或反英雄主义，而是并置的形态和可供交流的乐趣：对起皱的农耕文明不得不被全球化碾平成混沌社会的知觉。绿绿的诗代表着这一新的观察，非形容化有失坐标的文人，亦非报复心理忒重的普罗。她们除了忠诚自我认同的价值，还没有其它的忠诚可言。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意识出现了大空挡，这本身所含的意义，已缓慢彰显。所以，通过她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都市化带来的冲突，人人的内心，习惯了偏见后，又感受着匆忙、疏离、丰富而琐屑，平淡无奇。每个城市涌入的年轻人分秒都可将“过时的人”边缘化。图像膜拜，工具盲从，日趋占上风，人和语言，莫不感应。她的诗，跻身其间，但就暧昧的走向看，好像又在絮絮叨叨地削弱她那一代的主张和条件。
正因为当代汉语诗，被一群群反叛不成反受其害的现象学迷狂抓住不放——最后，导致食洋不化或食古不化两种极端（打白话运动始就一直是个问题），都无非想折中于虚假的“现代性”——或干脆就是现代性之异化，生活层面的工具进步，并不代表人文的优越，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它又激起了世俗化的主观诗一流。但主观与反主观一直在冲突中寻找新边界与挫裂，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人文素养不同的诗人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多以误读的方式对抗着。而另一些人，却更内在地协调两者，既不失张力，也不有违常识。这就是为什么，绿绿的诗，忒能说明现代主义风格的一大特征，即跟现代性本身过不去，拿自己寻开心，刻意挑衅，从波德莱尔到安迪·沃霍或马塞尔·杜尚，都开心地干着这勾当，一切经验为“超验性诙谐”所笼罩。有时读绿绿的诗，就黑色幽默而言，忒觉得他们是同盟。她的“自白诗”，较了洛威尔、金斯堡、普拉斯演变而来的诗风大为不同。所以，即便她笔下的狗啊猫的，也是互联网时代的“多边形”，而非旧式“女权主义”的垂直形（如张真），至多是三角形（翟永明）。
作为庞德所强调的词语力量，上世纪全球化的冷战、反叛时代的遗续，也遗下语言风格的习俗，即人人视若修辞砝码的“同义往复”和循环结构，标语、口号，曾遵循这一规律，稍摭拾60年代巴黎墙上数条即知：“围墙就是双耳，双耳即是围墙”，“街垒封锁了街道但却开辟出通路”，“越做爱，越想革命。越革命，越想做爱”，“索邦大学将成为索邦的斯大林格勒”........或也就是艾略特说的：“没有词语的语言，没有语言的词语”。在汉语里，始于70年代末的反叛，辗转时代，也热衷于“格言警句”的简单搭配。即便民国诗人也不玩这些，想必是时代产物。词义不与现实冲突背后的缘由对应，只与想当然的观念对应，遂染马尔库塞所说的“封闭性话语”，对应现实，有碍深层理解。思想叙述不递进，这是精神枯竭的表现之一。现代主义经典都很熟“闪电造句”那套：“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不是砰的一声而是抽泣”（《荒原》）。《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四首四重奏》、《变形记》、《地洞》、《城堡》、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及其它“反乌托邦”小说......视“同义往复”为修辞手段，因这点又或是极权社会某些特征的反射，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些“解放”的副产物，会不会又事与愿违，成为抹平现实麻醉大家的借口。当代诗歌“形容性”的空洞失效，不能说与此无关。不过，诗的消亡，我们或也可视为一种功能性的改变。
就我所见绿绿的诗，至少没在语言上做那文章，这是她的高明处，似乎我前面所说的“叙事性”救了她。叙事带来相对的完整，溶解语义于过程，也不迁就现代主义片面蛊惑的“破碎性”。真正我们仰慕的其实是丰富的多层结构。所以，也就一点也不难理解，其“热气球女士之死”，那可不是一次街头偶然的对孕妇的拒载，而几乎就是诗歌掀起的“微型的巴黎公社的街垒战”，以抗议“非人化”，亦如她在另一首诗里写的：“你让人性去了哪儿”。多数人不会这么直接问的。因为稍不小心，你就有可能被你自己铺的陷阱网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语言自我羁绊吐丝的蜘蛛。但，极权主义却常常让人看不清这点，而充满公民意识的脑袋却可以。
幸好作为当事人的诗人，最后的“愤怒”托身“热气球”跑了，孩子很健康，生活照旧，广东早茶照喝不误。这些心向往之的秘密，都用不着谁来分担，因这“同义往复”更形而上的原理，早已弥漫我们的社会，不由让人想到艾略特《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我曾用咖啡勺衡量过我的生活”。对诗歌来说，溢出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首促使艾略特走向成功的诗，暗中处理了许多现代主题，错综复杂，但，作者未必都意识到了，所以，才又托辞：我不是先知。绿绿也不是先知。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他事后彰显重要的先知。
一首杰作，也不会是事前觉醒的护身符。因为，它受制于某种比创造它的个人更广阔的现实语境，并非全由心灵来决定，否则，那便是修辞附会。但凡写诗，都知此时代的特征，因了“环境、种族、时间”三个现代生活的要素，你非得有种本事：能出神入化地把“间距”（物理的、神学的、变化的）化用至日常生活所有领域。这点，并非谁明白谁就能成功。后来得到她的诗集，里面有首《我们来谈谈合适的火苗》，最能说明此种本事。“合适”是一种限制，类似于存在形式本身，人充其量与之保持距离而已。同义往复，便涉及尺度，涉及精神和事物的参照。间距在这里也可归纳为“互信”、“互渗”。而“互渗”，则属极古老的“宗教神话”的一种手段。所以，列维-斯特劳斯在其《野性的思维》中，叙及人们由杜鹃化属的亚种得来猫科动物的分类。图腾符号分类的外延，或也涉及模糊的“无关”，但“范式”理论却并不这么看。总之，就是复杂。写诗同样会涉及这些，只是，有人会采取极端功利的态度，选择此“无关”，有人或以“形而上”之高蹈，泥于“无关”，——抑或，更内在采了互联网的“陌生化”态度.......总之，就是对不同的图像分类的感受，行使自己的语言。
这种语言高度限制语法形态，就像权力限制"形容性”话语行为。但，我们也可以通过限制动词改变形容化。按西方理论家概括的，即首先去除所有的动词，然后围绕名词建立自己的高塔。绿绿的诗，似乎一直娴熟此法。而最主要的是和现实保持那种否定性关系，这正是其活力和敏锐所在。在她所在的都市，诗歌正在争取一种与社会平等的关系。若在美国、英国、或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自然的一面。但在我们的语境中，其危险是，在你获得以为的平等时，你就冒了被对象异化的风险，很有可能丧失纯诗赖以生存的语境学历姐。勒韦迪曾写道：“诗人是没有对象的；他在自身中消耗自身”。
除了上面所叙，她的高明，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若用熟话形容，即“心灵的捕手”，她用咖啡勺称量各种事物，犹如处理器，但姿势一定得舒适，口感要好，因她依凭的或即瑞恰慈那著名的观点——就工业化背景下的浪漫主义叙之的“自然之中和”。所谓“自然之中和”，简单说，就是人类已“从玄秘的世界观转为科学的世界观”，此看法携入中国已久（指《科学与诗》一书），倒也还有效。诗既然最初由这玄秘世界孳乳，那它也随之而消亡。难怪，有理论家称我们的时代为“后语言”的时代。的确，今天，除了作为麻醉想象的乐趣，电影，文艺，动漫，谁还会真的相信精灵、天神呢。从浪漫主义诗人开始，就已接受了那样的事实，而且，比许多理论家以为的还更能平衡自然与工业之美。若换了语境，我们又如何不可以称其为“现代之中和”。它涵盖了自然与第二自然（都市）。这些经验，我们不得不接受。
读读她的《好时光里的兔子》，就正好述说了一种“前所未有”也见惯不惊的经验。首先，这经验不可能在高速路和引擎于我们社会急速获得世俗化形式之前。小说化的兔子隐喻的厄普代克和发动机盖，又把吾心荒野和机械提上诉讼日程，它不光处理现实经验的确定与不确定性，还附带这样的问题：汽车依赖的是一个系统，而不光是驾驶室。但，我们知道，这系统一直毛病深沉。道路因贪污工程，在各地瘫痪不少（“灰尘多得无法呼吸”有所暗示），山寨的“中国造”（或许），标识系统顾此失彼，这些都与更抽象的“缺失现代化条件却置身现代感”形成更紧张的关系，既危险，又不合情理。此诗看似貌不惊人，却讥诋了现代化中的那种“穷欢乐”。在这个层面，革命狂欢和享乐低技术互换。这是一首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冒险诗，自我揶揄之作。
当然，若全是这些都市体验，拆卸，分析，于一个诗人，翻来覆去易显慵懒，也很冒险。写诗，不变则腻，这是大秘诀。看看周遭即可知。现在写诗，多同行交流，范围有大有小，“白话文”肇始的那种诗歌对社会框架支配性的魅力，早已烟消云散，金钱万能的世俗化重叠“同义反复”的政治化，故大兴五马六道的行业诗、朋党诗、酬酢诗、咏怀诗、周游诗、老干体、作协诗、偶然的工人诗、乡村诗——依凭阶级分化会各自新鲜……作为经费课题，作为个人诉求，有点意义，但诗的现代性，与这些分类经验并无瓜葛。后者或只是前者的实验品而已。凡叙之现代者，少有不提及波德莱尔的话：“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河北德育网，这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如是看，现代性与现实性或新时代，便孳乳同义往复，加了永恒和不变的性质，则又为审美和历史意识中和。这点，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交代极清。我们若捡漏据此线索分析诗歌，就得诉诸诗歌如何寄予未来，而同时也勿忘它如何更内在地依赖历史经验，或即印度学者霍米·巴巴所定义的“向前看，向后看”。这恰好是《垛槠》可供参照的语境所在。
所以我说，这首诗非旅行副产品，而是我们储存已久的记忆，这“我们”包括了不同的民族。它处理的也不是边疆历险，或汉人欣赏定义的少数民族，而是跨域了数千年之久的历史块垒。如今高成本运行的官僚文化体正大把大把花着苍生的钱浇这块垒。近年，因偶涉“蜀夏问题”，牵涉到古彝文，也接触了不少彝族学者或著述。不难发现，对《垛槠》内容所涵盖的边夷文化，即便彝族本身，包括其学术群体和年轻一代的诗人，受了行政话语权力的影响，在吸引全球化关注方面，也多偏向两个方面：把自身边缘化为小语种人类学神话，但主体性却是汉族的；要么，索性迈开汉语形式上的主体性，直接与西方话语对接，或即狭义的“本土的世界主义”——彝族年轻一代崇尚写“英文史诗”，处于好奇，留意过一些，语言样式变了，但，主体性，依然为汉语所定义。那种“边缘化”的苦闷，并不在当代批评的视线内。
所以，回过头再读《垛槠》，至少某种消失已久的“亲切感”，恍若回到我们当中。显然，对夷夏神话，她抱有敬畏或公允、合适的态度，非历史学官习惯的那种本质上的否定关系。恰好，阻碍现代经验的延伸，有很大一部分错误，就犯在非理性的历史学上，指虎为猫。恰恰又是德语精英，黑格尔、马克斯·韦伯指出的虚伪。我们不清楚理性对写诗有没有用，但，落伍的文明形态多不在西方发达的框架内，理性与否则是极重要的一个因素。
《垛槠》涉及的不光是民族志的话题，也涉及人云亦云的“传统”，但，艾略特认为，要得到它，并非那么容易，因为“它含有历史的意识……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传统与个人才能》）。当然，现存性在这里也含了我们今天之所以如此的自然观。亦如人类所有早期的民族，汉语神话隐括了自然，所以，《垛槠》较了她熟练处理过的都市主义题材，方见不同，于她是新气象。没人指望诗歌，即便史诗，能解决“数典忘祖”的宿疾，但悬疑和保持间距的亲近，诗歌却能胜任，何况，“天问”的传统从《楚辞》就开始了。所以，现代主义理论多认为，一首好诗，题材并非绝对主要，而在叙述的否定性条件，即与俗常分裂的新语，《垛槠》所涵盖的人文素养，正好响应了这点。
因它所涉的舆地民族志内容（哀牢，即旧时之“永昌郡”，事涉百濮），就疑古、历史、人类学、华夏边缘而言，一直就争论不休。从疑古主义经验处理古史，到傅斯年之材料处理“夷夏东西说”，再到台湾王明柯的范式处理“华夏边缘”，都未曾圆满接近华夏肇始真相，故主流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未得厘清。这一直就是意识形态化之史学瓶颈。最有意思的是，正是毛泽东本人，改“夷”为“彝”，最终为历史的误读铆了一枚死钉，于现代文明所需的历史记忆，成为黑暗的羁绊，也就应和了《垛槠》暗示的“残忍的俯视”。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双关语”，因它不光涉及记忆诗学，也涉及新的历史感。
就前者而言，《垛槠》题材本身涉及的是早期各民族对“圣所”的记忆，许多民族把宇宙叙述为一棵无边无际的大树（电影《阿凡达》依据的即这点），像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描述的：“我知道九个世界，九个地界，为世界树所覆盖…..”。圣所与大树同义往复，詹·乔·弗雷泽的《金枝》有详细的叙述，比如，日耳曼人语“神殿”一词，“表明日耳曼人最古老的圣所可能都是自然的森林”。克尔特人所用的“圣所”一词，“同拉丁语‘nemus’一词的語源与词义都似乎是一致的。‘nemus’的词义是小树林，或森林中的一小块空地……”。弗雷泽也注意到，中国古籍多有大树被工具伤害后留血的记载。参天大树不光是有生命的象征，而且，也是神灵所在。所以，树叶发出的声音，即神灵的声音。神灵与自然所赐的树林，合二为一，赐福人类。祈祷与祈福，便组织起人类的宗教活动。迦南人和希伯来人的祭献场所，必有祭坛和大树配对。树之于生命的复活功能，就像椰枣之于美索不达米亚人，橡树之于克尔特人，菩提树之于古印度的佛教徒，都广之野的建木之于华夏，伊甸园的智慧树之于亚当夏娃。这些含义，都不难从《垛槠》寻思出来。我说的“亲切性”涵盖了这些内容。
至于具体的彝族，则只是人类、夷夏其中的一个环节，否则，我们就不可理解，就言学角度看，古彝语和汉语隶属同源关系。余很早注意到这项研究，并多年与彝学者合作，用之于破译古器上的铭文，遂明白，即便材料已摆在那里，也难阻大家对“宇宙树”和“圣所”的误判。当然，这不光是一棵树出了问题。但，这棵树却十分重要，否者，我们也不能理解燧人、伏羲、火神的递嬗。绿绿诗中一句“风在山中”，涉“风姓”谜语，便得无数学官折腰，费时数载来作结也未可知。遗憾的是——非诗，而是笼罩在神话表演性中的民众——火在诗里，先借了肤浅民俗的狂欢性，然后，才慢慢转为神树因了现代性与人保留的“间隙”及其间取暖的篝火。叙述非常自然，成功。细读玩味，窃以为颇得散文《神曲》叙述的神髓。这又看出“小说”叙述的好处。
当然，我个人更看此诗稍有泄漏的理性，不光顺延及人类对植物再生和一系列繁复的崇拜仪式的残留，也委婉指责了历史叙述范畴的遗忘。此种遗忘的害处，在于它把文化作用于我们的某些经验和往昔割断了，即不同时代——包括夫子，指责过的那种“鲁莽灭裂”。而再看看，诺斯洛普·弗莱在强调西方和民主国家文化优胜的特征时（韦伯从历史宗教角度），就曾特别强调这点，即“了解自己与过去的历史的关系”。这个问题，恰好成为陷吾民现代化于不义的死结。有了这些参照，《垛槠》方显现代诗价值和戏剧性的一面。
古夷神话，类似《勒俄特依》创世纪依稀存在的名词系统，经了《垛槠》的折射，便获得了非《神曲》亦非《圣经》孳乳的现代含义。所以，当我刚读到时便对绿绿说：“这是一首非同寻常的诗”。但我也交代过，一首杰作的发生，作者本人即便写作时也是不能预知的，它更在乎一种语境，而语境，则依附于历史和语言技巧暗暗的滋长。所以，于作者本人，这首诗恐怕较语境所涉历史叙事和民族记忆要重要得多。
2017年4月于蜀
垛槠①
1
追究三月的冷风，细问它是怎样
吹过哀牢山东的双柏县。
空中的垛槠树盛大荣耀，“开出日月花，结出星云果”?。
可我们，谨慎言之仅仅是我，史诗以外从未找到你。
诗行中为同行人的沉默选择观念
正不可避免伤害各种无法完成的诗句。
怀疑的风，
吹动不崇拜虎的我但不是左右。
芍药与高山栲啪嗒啪嗒敲打着风在老虎笙中，
镜头里的毕摩挥起长杆，追逐他脚下的阴影
我有些想放弃顽固的探索。
比如表演广场后面，这座禁止女人踏足的山，
我站在边缘眺望网游快车，上面除了有些深绿的野草
还有些浅黄、金黄、灰黄的野草。
为什么要凝视它呢？
你，世间的垛槠树并不在其中。而“风在山中”?。
2
这棵根深叶茂、深入四方的树异常迷人，
每一段有关垛槠的描述，都像是先人
留给后世的谜语。那时没有天，没有地，
现在都有了。明晰的季节，强光在水面回放
独眼人、直眼人与横眼人的时代。
我是否正处在这第三代人的进化中，或者是
被抛弃的一个？乌云滚动着从远处覆盖过来，
我无能为力。我很冷，
山顶的这段路正经受阳光的切割。
褪去色彩的草地，往上是成片马樱花
往下的小路我独自去察看，
所有秘密快要揭穿，骤然下降的一个坡底。
3
他说迟两个月来，是最好了。
我看着那些未复活的花在他漆黑的脸后
不断向上生长，柔嫩的茎呈现透明状
在空中尽情旋转，像一群失业的舞女重新回到了
剧院帷幕后。她们拉开幕布偷窥观众是否坐下
数数卖不出去的座位，将彼此捆绑，
种在这片土地上；她们一曲未完不见了，
他拿出手机
给我看两个月后的这里。
最好的一片景致。这位年轻好看的村委书记，
请留步，你知道那棵，让所有鲜花失去色彩的垛槠
在哪里吗？
4
公塔伯推动这一天又要过去了。?
地下折射出无数的光
这棵想象中的树，傲立于此间
持久为我低语诸事的起源。我还是个孩子时，
一个民族流传的故事
或隐秘的暗语会像深埋的铁矿一样打开，
它们在口语的扩散下多么神奇，
像我们夜宿的安龙堡，黑夜里发出
呼啸的风声与哭泣声。白日我曾踩住倒下的圆木
攀上弃用的土掌房，我在屋顶被莫名其妙的力量
推得摇摇晃晃，垛槠便在空中看着
它时而竖起，时而横卧
似乎对我的好奇表示更大的好奇。
它很快浮向更高的空中，枝叶呼啦啦扇起大风，
它在风中越来越远时，当然令我生出崇拜之心。
5
那神圣的火苗是狂欢。
晚饭时我去找厕所，
离开青松铺地的桌边，要走过干冷的枯草地
不算远的一截路，有位彝族女孩为我照亮
她手心的火突然熄灭后，那边更黑的地方
沉寂的树林，垛槠理所当然
来到我模糊的视野里。我的视力比白天时更弱了，
可是这垛槠却异常清晰，
每一片叶子上脉络的走向都在引我屏息静声。
“你看……”
我扯住等我的女孩，伸出手
一根根树枝在我的手心燃烧。她惊异于这件事，
远处的垛槠冷静地退后
它令这万物生万物长，我们活我们可能的死亡
竟从不使它动容。一种残忍的俯视。
那晚后来，我点燃了木柴堆起的篝火。
6
我没有宿在绿汁江边，我住在毕摩庇护的镇上。
我太累了，下午错过了去见他
没有人提醒我见毕摩的时候可以问什么，
我也不打算请教垛槠去了哪儿？旅程快要结束，
垛槠再也不曾出现。我看不见它了。
过去我也突然失去过很多东西，情感、能力、运气
实际上我可以失去的东西很有限，
我还是活着，那些远离我的一切像个迟到的预言
尴尬地补充事件的进展。我并不盼望它们回来，
我珍惜身上从不离开的这些，我的遗忘。
7
我在爱尼山脚发现三只黑色的虎，
它们正在饮水和跳跃；可能的观望
来自我对它们的探寻，这几只虎的爪子
落在溪流边簇拥的石头上；
雄健的身体陷入黄褐色的山景中。来这儿的路上，
高大杂生的草木打动了我，我按下车窗
让风席卷起山路上四散的黄土扑向我；
我的眼睛，有些酸痛
这几天我不断点眼药水，希望更准确地看清垛槠。
它像是久未发生的一个梦境，
我得到一把垛槠种打算播撒，
三只虚拟的黑虎轻轻咬开坚硬的种子
又埋进土里。它们是光，
是地上和山上的神，我的安慰。
2017.3.27
注释
①垛槠，彝族传说中长在天空里的一棵树，出自《查姆》。
②“开出日月花德罗斯特效应，结出星云果”出自《查姆》。
③“风在山中”语出双柏副县长宋轶鹏。
④彝族世代所崇拜的三个神虎名叫“塔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