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如秋叶之静美
原载《美文》 李银昭
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多年前，读泰戈尔《飞鸟集》中的这两句诗，总被诗里花儿的绚烂、秋叶的美丽所感动。后来，再读到这诗句，就不仅仅是花儿叶儿的美了，脑子里出现的往往是两句各开头的那一个字，即“生”和“死”。这两个字，随着时间的逝去，越来越觉出了它的分量。前几天，又读这诗，突然就想到了一个人，一个被誉为“清癯如鹤，语音如银铃”的人。这个人就是李叔同，即后来出家后的弘一法师。
那么，这首诗，跟李叔同有何关系呢？
一只喜鹊，叼着松枝，在秋日的清晨，盘飞在房顶。随后，松枝掉落在一大户人家宅院的厢房，一个婴儿的初叫声随松枝的落下从厢房传出。这个婴儿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翩翩公子李叔同。时间是一八八〇年，中国天津。
李叔同年幼聪慧，文心优美，被林语堂、鲁迅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尊称为“李师”“时代的天才和通才”，在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多个领域的造诣，寥廓无边，达到了人所难及之境。俗世三十九年，才华、美人、名誉、地位，李叔同可谓要风得风，要雨有雨。把他的这段青春和生命，说成“生如夏花之绚烂”，可谓名至实归。也许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召唤，之后，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他一领衲衣，过午不食，精研律学，苦心向佛，直至功德圆满，安详往西，终成“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的佛门二十三年，戒定深切，智慧广大，悲心洋溢，尤其是他安静幸福的“人生之最后”，真可谓“死如秋叶之静美”。
喜马拉雅山的东西，各住着中国和印度两个古国，在同一个时代馨荣堂日记，生活着泰戈尔和李叔同这两位伟人。泰戈尔的这首诗，今天读来，常常让人联想，总以为，是天意授予泰戈尔专门写给东山那边的李叔同的。
李叔同的生命，大致可分为艺术的生命和宗教的生命。他的艺术生命是“绚烂”的，而他的宗教生命则是“静美”的。他离开我们七十多年了，研究他艺术、宗教的文章、专著层出不穷，年年都在出版。而我，试图避开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些热处，避开他的艺术人生和宗教情怀，专从李叔同的死，从弘一法师的圆寂，说开去。
2
中国人似乎忌讳说死，忌讳说圆寂这些话题。即便实在躲不过，绕不开的时候，也要把类似的话说成“离开”，或者说成是“走了”。一句“一路走好”，成了对逝者最美好的祝愿。
但，有一个人不忌讳说死，也是因为她给了我说死的勇气，甚至可以说，是因为她，才有了我要循李叔同的生命而去，探看“如秋叶之静美”的李叔同之死。
这个人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不知道这世上有个叫李叔同的人，也不知道有个叫弘一法师的高僧。尽管母亲知道星云大师、净空法师、《了凡四训》，而且她还是这些大师虔诚的信徒和传播者。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母亲没现在这么老，走起路来听得见脚步声。我从成都回到盐亭老家的村子里。母亲走在我的前面，我们正在爬一道山坡。看着母亲的背影，我就说：妈，你死了的时候，我不会哭。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后来想了很多年也没想明白。母子两人好好的走路，突然就说到了死。掐指算算时日，那时母亲才四十出头。母亲没答理我，继续赶路，走到一平坦处，听见母亲说：哭啥呢，世上没有不离开的老人，你们一哭，人就走得不顺当了。母亲说得随便，说得平静，就像说要去外婆家吃团年饭那么宽松、那么轻便。
这句听来不孝的话，我怎么就说出来了？后来才明白：是因为李叔同。
过去了多年，在一张发黄的照片上看见了当年的我。照片是那次回乡下拍的，照片的右边，我手里拿着一本书站着。就是那本书，我还认得，那是一本写李叔同的书，作者是台湾一位名叫陈慧剑的居士。陈居士戎马生涯多年，后来脱去军装，皈依佛门，是一位实修佛学家，他所著《弘一大师传》，是成都一位老师借给我带回老家看的。那年头，介绍弘一法师的书市面上很少。听老师说，是一个到大陆来的台湾亲戚带给他的。这是我最早知道弘一法师，知道世上有一个才华横溢的李叔同，在人生活得如夏花般绚丽至极时，他戛然而止，遁入空门，归于平淡。尤其是他的死，大师的圆寂，如此安详，如此平静，杜维屏如此幸福。自此，弘一那张圆寂的照片，刀刻般烙在了我的记忆里。
死，原来并非全是恐惧。
死，原来可以是“睡态”，可以如此安详。
李叔同的圆寂，让我和母亲摆谈到了关于她的死，摆谈得心平言和、气定神闲。现在想来，对死亡，对怎么死，母亲早有自己的想法。当很多人都在回避，都在恐惧的时候，一生艰辛、劳苦的母亲，把“死”，把“走得顺当”，已视为她生命中要去面对的一道“坎”，一件大事。
3
李叔同生命最后的这一年，世界的东方，中日战争如火如荼，而西半球，盟军挥师北非，并运筹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整个人类生灵涂炭，尸横遍野。艺术家徐悲鸿还在回忆与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相处的日子，手捧亲自为泰戈尔创作的素描和油画，为人类刚刚失去这位伟大的诗人而悲痛；得意门生丰子恺还在潜心为恩师李叔同画《护生画集》。而李叔同却知道了自己的天命之期。他要走了，平静地安排和收拾着身后之事，像是又要作短暂的告别，从泉州回到西湖边，去虎跑寺会马一浮，去梅花屋会夏丏尊，去春晖学校会丰子恺、刘质平。江南的山水，江南的友人，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他。
就像他写的那首《送别》歌：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叔同平卧在床上，没有痛苦，没有悲哀，像是在假寐，静听着从西湖水面传来的音乐。
聆听
这是一九四二年农历九月初四。
圆寂之前，李叔同先为挚交夏丏尊题了偈子：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事，廓而忘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到了下午四点，李叔同端正地坐到桌前，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子，交给了侍侣妙莲法师。
晚上约七点，他卧躺着念佛，众弟子在床边助念，当弟子们念到“普利一切诸含识”的时候，大师的眼角沁出了泪光。
夜里八点，妙莲法师来到床前，李叔同安静地眯着眼，他睡着了，弘一的眼就再也没有睁开。
秋叶，静静地在晚风里飘落，像是在与法师静静惜别。
弘一法师安详、优雅地圆寂，是世间生命面对死亡的一种非凡之美，一种超然之美。
4
时光渐渐远去。
对身后之事，母亲常有提及。在母亲看来，死是一件不能慢待的事情，比生还应值得敬重。她说，都告诉你大哥了，到时候，你们都听大哥安排。我只是点头。母亲既然对死有了交代，到时照着办就是了。她把死当成一只蚂蚁走了，看成一片树叶落下的平静态度，使我想起哲人海德格尔的话“人是向死的存在”。而电影《阿甘正传》中，妈妈对阿甘说的那句台词更容易让我们听懂：“别害怕，死是我们注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可在我们六个姊妹中，母亲对待死的态度，我们看法有异基轮，有的说母亲，您身体好好的，说什么死不死的，大过年的。
对死，母亲是从容的，是少恐惧的。这种从容和少恐惧，其实包含着无穷的勇气和智慧。那么，对死后的事，母亲究竟是怎样安排的呢？后来我明白了。因为不久，母亲的二姐，就是我们的二姨妈走了。母亲说，我老了，就照你姨妈的规矩办。
姨妈的“规矩”究竟是什么呢？
姨妈侧卧在床上，“阿弥陀佛”的念佛声，在屋里、房子里回响，一屋子的人都跟着助念。其中有附近几个寺庙里的师傅、居士，有姨妈同修时的师兄师弟，几班人换着念，念佛声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持续了二十四小时。
后来，听人讲，姨妈走的前一天，她的女儿，我们的表姐给姨妈照例洗了澡，换了衣服，还请人给她做了轻微的按摩。
“明天不做了，你也休息哈。”姨妈却对表姐说了这么一句从未说过的话。她还补充说，这样很好了，明天休息了。
第二天就说姨妈不吃饭了，她只是说想睡。微睡中，听见从姨妈嘴里传来轻微的念佛声。大家觉到不太妙，就请来了山上的师傅和居士，为姨妈助念。念诵声是和缓的、舒徐的，像一首静美的西归行进曲。姨妈在西归的行进曲中，就再没醒过来，姨妈像睡着了似的走了。后来听当时给姨妈穿老衣的师傅说，走了二十四小时后，姨妈的脸色还是红润的，而且四肢柔软，穿老衣很顺当。
母亲听着这些话，母亲羡慕姨妈。
就照你姨妈的这样办王善朴，母亲常拿姨妈来提醒我们。
说了姨妈，母亲又说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姑妈。姑妈是我爸爸的姐姐，因父亲去世早，姑妈常来照顾侄子们，母亲和姑妈的感情很深。
你们姑妈就没姨妈那样有福分哦，她在医院被抢救，你姑妈受了两天的苦。母亲说，不是所有的病，都需要抢救，像他们那样的老人，就图个走得顺当。她说，人活一世，不论平民百姓，还是皇帝老爷，哪管你生前荣华富贵，走时不顺当，那也是人生的大苦。母亲似乎一直在用她的苦生，追求她最后有一个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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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妈坐在沙发上，她说休息一会，母亲就去洗碗。母亲洗完碗，还给姑妈身上盖了件衣服。母亲就转身去自己的房间念“阿弥陀佛”，母亲听见外面像是有人说话的声音，她走出来一看，没有人，只有姑妈一人静静地端坐在沙发上，她叫了姑妈，姑妈不应，她走到姑妈身边再叫，姑妈还是没应。母亲就打电话叫来大哥，叫来姑妈的儿子们孙子们。该来的人都来了，医院的救护车也来了。姑妈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已被塑料的、玻璃的、金属的吊针、氧气瓶、呼吸器包围了。姑妈的亲人们被挤在了后面，一群穿白大褂的人把姑妈送进了重症监护室，现代医学称为ICU病房。这样的病房是专为那些临死或者正在死亡，甚至是心脏已停止跳动，或已没有了呼吸的病人设置的房间。医生在这里，做的就是抢救，抢救，再抢救。这里的设备、设施，在每个医院都是最先进的。我有一位同学，华西毕业后去美国读医学博士，她现在是美国一家医院ICU病房的负责人。她说，抢救和延长生命是医院的天职，但病人既然到了这里，是希望医院“过度抢救”，还是选择让病人温和甚至是有尊严地离开，这是一个越来越不应回避的问题。她说，长时间在那样的病房工作，久而久之，有时都分不清被各种先进仪器和设备包围的“那是我的病人，还是实验动物”了。
在此之前，我看过关于巴金老人在医院的报道。说最后几年，先是切开气管，后来是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但巨大的痛苦使巴老多次提出安乐死，还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长寿是对我的折磨”。没想到这样的事，转眼就轮到了姑妈。姑妈在这样的病房里，被“实验”了两天后，还是没有被那些冰冷的仪器和最先进的设备抢救回来。这两天里，医生护士进进出出，刀刀钳钳瓶瓶罐罐叮叮当当，姑妈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任由手术判决切割，浑身上下插满了针头管子，像台吞币机一样，分分秒秒吞下的是钱，最后像流水作业似的“工业化”般死去。
姑妈的这事，让母亲遗憾了很多年，直到现在。
一边是姨妈，一边是姑妈。姨妈是在“阿弥陀佛”的佛音中，有亲人陪伴着安静地走了；姑妈是在抢救抢救再抢救的刀刀钳钳声中，一个人挣扎着独自离开。
两个姐姐先走，母亲更加坚定了她对迟早都会到来的“最后”所做出的选择。
百善孝为先，百孝尊为大。
尊重母亲的选择，是做儿女们的本分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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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话说，子欲孝而亲不待。
在李家我父亲这一脉：大爸排老大，走了；大姑妈老二，走了；二姑妈老三，走了；我爸老四，走了。李姓这一脉，在父亲这一辈，就只剩下了母亲。
在汪家我母亲这一脉：大姨妈排老大，走了；二姨妈老二，走了；大舅老三，走了；二舅老四，走了；我母亲排老五，汪姓到了母亲这一辈，也只剩下了母亲。
母亲就成了李家和汪家唯一健在的老人梁锦辉，四世同堂，儿孙绕膝，几十个晚辈都很敬重她点翠首饰，都把母亲当成了家族里一尊活着的菩萨。
尽管晚辈们都孝顺她、敬重她，但母亲还是对她的身后事，放心不下。一旦碰上了那个话题，母亲就淡然地说着她的死，说着她死后的那些事。每到这时，我就望着母亲，就想起一个成语：视死如归。这个成语之前留下的总是大义凛然、慷慨就义这些激昂的印象。然而，对待死，母亲的淡然，才让人真正感受到了死字后面那个“归”字的美丽。那是牧童横牛背的静美，那是长河落日圆的动人，那是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纯净和透剔。在母亲眼里，死亡，是人生要面对的最后一次考试。生前，不论谁赢了多少，胜了多少，也不论谁输了多少，亏了多少，人生好不好，得意不得意，圆满不圆满，全在最后这一考。对这，母亲不仅仅是坦然，似乎还有几分乐观和期待。母亲谨小慎微地把她生命中的每一次舍，每一次亏，每一次输，都视为是垫高了她走向“最后”的台阶。母亲自信满满地做好了她进入考场之前的各项准备。
在征得母亲的允许后，母亲保存在大哥那里的“安排后事的秘密”的盒子，我提前打开了。
手抄的文字，用红布包裹了多层，一层一层地打开，字就显露了出来：歪歪斜斜，是繁体，很难认清，有的字还得猜上一会儿。但文里的内容，似曾熟悉。慢慢往下看，让我越看越吸着凉气，让我发愣，让我震撼。原来安徒生讲故事，怎么也没想到，母亲保存了这么多年关于死，关于死之后的秘密，正是李叔同的《人生之最后》。
7
一九三二年，上海的报纸又刊登了说“弘一大师李叔同”圆寂的假新闻。这种新闻几乎每年都有。尽管李叔同已出家，云水芒鞋，游无定踪。但那个时代，对这位“天才大师”的关注和评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众多的评说和赞美中，张爱玲的话，成了那个时代文化人赞美弘一法师标志性的声音：“不要认为我是一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谦卑。”不论外界怎样评颂，不论报纸怎样以“死去”或“圆寂”来增大外界对他的关注。而此时的李叔同已在开始对人生“最后一段大事”进行思考、归纳。并于年底，在厦门妙释寺开讲“人生之最后”。根据佛家处理“人生最后那一课”的方式，李叔同写就了一本小册子，随后，上海佛学书局将其出版流通。
母亲珍藏的手抄版《人生之最后》，不是原文，也没注明作者是李叔同或弘一法师，但主要精神全在里面。这本册子的原文，我有幸在台湾作家林清玄著《呀！弘一》一书中读到过，所以一看那抄本，就嗅到了李叔同的味道。但不解的是，母亲是从哪个师傅，或者是哪个居士那里得来的星际画师，不得而知，已不必而知。可见，李叔同走了这么多年了，原来：他的道行，他的仙风，他的懿德，依然感化着无数的众生；他的安静，他的微笑，他松枝般的道骨一点也未曾离去。在寺里，在山道，在田间，那么深地植入了民间，植入了底层，植入了普罗大众的心灵。这让人想起李叔同的挚友、新文学先驱夏丏尊所说“李叔同是有后光的”。意思是说，像佛菩萨的头顶后方有一圈圆光，这光可以恒长照生命，恒长照后世。
李叔同的《人生之最后》，分引言、序言和正文，但字数并不多，连注释在内三千刚过头范宇文。正文又分“病重时”“临终时”“命终后一日”“荐亡等事”“劝请发起临终助念会”“结语”六个部分。整个册子的主要精神乃是告诉人们，在生命的最后，要把握那一段稍纵即逝的时间。从生重病开始，就要放下身心，放下一切，专心念佛。亲人则不要闲谈杂话，提及遗言等之事，这样会使上路的人牵动情感，留念世间。遗言之事，需在清醒时留好。身体更不能随意搬动，“因常人命终之时，身体不免痛苦，倘强为移动，沐浴更衣，则痛苦将更加剧”。正确的做法是家人万不可哭，哭有何意，只需为病痛者助念“阿弥陀佛”，轮番不断，使其安静往生，吉祥善逝。命终八小时后，方能净身更衣，因这之前，亡人虽不能言，依然觉得痛苦。丧事的操办，“切勿铺张，毋图生者好看，应为亡者惜福也”。
一直讲到“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读母亲手抄版的《人生之最后》，一番别样的滋味，从心里豁然开朗，就如是雨天，下着雨又晒着太阳，清风拂面，人站在太阳雨下，安静通透，幸福得如一个呆人。
以前读《人生之最后》，震惊的是李叔同似乎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不然他何来的体验和如此感受。此次手捧“抄本”，人瞬间感觉与天地、生死连接。死，既然是生命中躲不开的一道“坎”，绕不过的一道门，那何不像母亲所盼的、李叔同所讲的那样去坦然面对？把这个一切生灵“伟大的平等”，当成一次人生的盛宴，一个庄严的节日。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泰戈尔的诗。人类自康德、叔本华到海德格尔以来，有关生命，有关死亡的追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泰戈尔如站在大地上的一位园丁，把“向死而生”“先行到死中去”这些哲学问题，当作田野的草叶和花朵，看成天空的飞鸟和新月，他优雅地吟唱着从生到死的“绚烂”和“静美”。而李叔同用“松枝落地”，到安详善逝的整个生命，诠释着泰戈尔这两句诗的全部意义。看来，人，一旦预先步入了死的境界，从死的角度，以倒叙的方式，反观生，才能把人的一生从开始到结束自然地展现出来，做到从容淡然，气定神闲和“诗意地栖息”。
原以为，泰戈尔的诗，是写给李叔同的，其实不仅仅是写给李叔同的，也是写给姨妈的、姑妈的，写给健在的母亲的，同时也仿佛是写给我的，写给未来的我们的。
生如夏花，
死如秋叶，
还在乎拥有什么。
李银昭，冰心散文奖获得者。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研究生。在《美文》《四川文学》《青年作家》《西南军事文学》发表散文、小说百余万字。先后20多次获国家和省级文学、新闻奖。曾服役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现任四川经济日报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