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悠：从自陈疏御批看雍正帝的用人之道-古籍
雍正帝是一位专制、英察、善变的君主，其手腕之强势、察吏之精明，论事之尖锐，透过故纸，也足以让读者汗透重襟。史学家孟森先生在《清史讲义》中对雍正帝有透辟的评价，他说：“雍正朝事，又是一种气象。虽多所责难，亦不轻于戮辱，亦未视朝士皆出其下，予智自雄。”换言之，雍正帝虽然力行强人政治，却并非一个睥睨臣僚皆为草芥的刚愎自用之君、甚至暴君。相反，他是一个情绪外露的性情中人，对于自己欣赏的大臣，不但不吝惜物质与职位上的赏赉，且在精神上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君臣的界限，引为知己，形成近似于私人的友谊，对亲信大臣和对政敌形成强烈反差。
一、自陈疏批复——皇帝为大臣出具的考核意见
对于雍正帝的待臣属之道，可以从京察的自陈疏批复上看个究竟。按照清代制度，大小官员三年考核一次，其中京官的考核称为京察。其中三品以下官员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考核。三品以上阁部大臣，以及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总督和巡抚在清代虽然实际上已经成为地方上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延续明代的惯例，他们一直挂着中央监察机构——都察院的名衔，所以在制度上仍然被视为京官，参加京察考核），则先自陈政事得失，最后由皇帝直接出具考核评语。
自陈的结果有三种：最常见的一种是顺利通过，继续任职。对这种情况的大臣，皇帝的批复有一个标准“模板”，即：“卿（或王、或某）简任xx，（正资料理），着照旧供职。”对于不同级别的大臣，模板的用词稍有不同。其中一品大臣以“卿”相称，二、三品则直呼其名，宗室王公则称“王”。xx是这位大臣职任的雅称，如大学士称“简任机务”，户部尚书称“简任司农”，左都御史称“简任风宪”等等。此外，一品官有“正资料理”字样，以示尊重，二、三品则无。因为是制式文件，措辞大体相同，这样的批复一般由内阁先票签，皇帝照样批答即可。
如果这位大臣在三年任职中处分过多，京察不合格。对于他的自陈疏，皇帝的批复按程序就会写为：“该部院察议具奏。”意思是交给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吏部，以及监察工作的都察院按相关条例处理。
除了以上两种，还有一种情况，是皇帝认为该大臣工作不能仅以程序化的批答形式予以答复，需要在批答自陈疏时加上特殊说明。因为需要说明的内容因人而异，内阁无法做统一处理，所以这类批答当由皇帝本人自由发挥。
二、雍正七年的京察考核
雍正初年政治斗争形式严峻，人事变动较为剧烈。雍正四年（1726）以后，雍正帝亲自培养的人事班底基本取代前朝老臣，全面占据中央、地方的重要位置，人事变动趋于常态化。常态化后的第一次京察大典在雍正七年进行，这一年的《雍正朝起居注》共记载了御批自陈疏三十八条。其中自陈不合格、交部察议者两人。合格中“模板”批答者十八人。其余十八人则超越“模板”，由皇帝自行批写。比例如此之高的“自由发挥”，不大可能发生在其他皇帝身上。因为亲自为大臣写评语，不但要求皇帝对大臣的工作情况足够了解，还会在短时间内为自己平添不少工作量。而雍正帝恰恰精于此道，且乐此不疲。
排比研究这“自由发挥”的十八条批语，大臣们在皇帝心中的三六九等就跃然纸上。十八条批语中的十六条是对考核对象提出重点表彰与鼓励，只有两条皮里阳秋，别有用意。
两条中有一条针对福建总督高其倬。御批写道：“卿老成谨慎，行止端庄，简任总督，奉公虽不及，洁己甚有余，着照旧供职。”所谓“奉公虽不及，洁己甚有余”是说高总督个人操守虽然廉洁，但奉行公事做得却很不够。身为总督，主管一省军、民二政，却被皇帝评价只能洁己、不能奉公，恐怕难称胜任。果然，雍正后期高其倬动辄得咎，差一点顶戴不保。
另一条是针对安徽巡抚魏廷珍错用自陈疏上奏形式的问题。清初京察高级官员自陈应用“奏本”，而魏巡抚一时未审，用了“题本”形式，换做其他皇帝，这本是一件小事，令其退回修正即可。而雍正帝则对此长篇大论，大做文章。他批评说：魏廷珍从内阁学士外放巡抚，历任多年，已经参加京察考核、书写自陈疏多次了。既不是新官上任，又不是没有文化、不通文书格式的武官，怎么会不知道相关的条例规定呢？可见他这次犯错，绝不是无心之失。他以为之前经常有文武大臣错用题本、奏本，朕每每原谅这些人。又揣摩朕对他怀有成见，所以故意用错文书，给朕一个机会，让朕用这样一件小事处分他，向天下人显示朕对他处处苛求，连这样的细枝末节也不放过。这样一来，就可以掩盖他平时的种种过错，用心何其奸诈！想想那些平时虽然用错了文书但被原谅的大臣，或者是武官文字粗疏，或者是新任官员不了解制度，都是有情可原的。或者是一些平时勤勉忠诚，实心为国效力的大臣，碰到这些小过错，朕也不忍心责备他们，而是格外开恩，免除他们的处分。所以朕赏罚大臣，一向是参酌情理、至公至正的！像魏廷珍这样平时因循苟且，视国家大事如同陌路的人，现代武神录让朕念他哪一条功劳来宽免他的小过错呢？何况他今天又耍这样的诡计，故意用错文书让朕处分，显示朕的刻薄寡恩，这难道是大臣对待君主的道理吗！一番痛斥之后，雍正帝命令内阁将这篇自陈疏发回，让魏廷珍“明白回奏”。
既然没有沦落到“该部院察议”的地步，可见魏廷珍在巡抚的三年任期内，表现还是合格的，但因为这样一件小事招来皇帝如此痛斥，可见雍正帝对他的不满之严重。对于魏廷珍这个人，雍正一向有“清正和平，但不肯任劳怨”的评价，大约与高其倬的“奉公不及，洁己有余”相类似，而更甚。因为一时没有合适的巡抚人选，雍正帝勉强将一直作京官的魏廷珍外放巡抚要职。但几件事后，对他“苟且因循”的看法愈加强烈，此次借误用题本发诛心之言，措辞锐利刻薄，是雍正帝对待怀有成见大臣的典型态度。
另有十六条“自由发挥”的御批是对批复对象提出重点表扬，但通过不同的措辞，足可见其态度的差别。
对稍加青眼者的批复比模板多用一个形容词。如：理藩院尚书特古忒自陈一疏，奉上谕：“卿老成历练，简任藩院，正资料理，着照旧供职。”理藩院侍郎纳延泰自陈一疏，奉上谕：“纳延泰勤慎供职，简佐藩院，着照旧供职。”
再加一等者则多出两个形容词，且措辞颇切批复对象的特点。如对河东总督田文镜用：“卿老成练达、公正廉明，简任总督，正资料理，着照旧供职。”田文镜强硬的作风隐现其间。对吏部尚书兼领河道总督嵇曾钧用：“卿老成谨慎，懋着才猷，特简铨衡，总督河南山东河道，正资料理，着照旧供职。”突出其谨慎而精明强干的河臣之才。对大学士朱轼用：“卿敬谨端庄，老成练达，简任机务，正资料理，着照旧供职。”久居内阁的理学老臣形象跃然纸上。
同样是比“模板”增加了两个形容词，对大学士蒋廷锡的批语又与其他人有些区别。批语写道：“卿敬谨持躬，明敏练达，简任机务，正资辅弼，着照旧供职。”蒋廷锡与朱轼同为大学士，官样职务无差，但一直主持户部，是雍正年间财政得以集聚清理的主要功臣，格外受到雍正帝的青睐，此时正担当最机密的西北用兵军需转运工作，后来成为首任军机大臣。是以雍正帝对他不用惯常使用的“正资料理”，改用“正资辅弼”。料理是处理政务，辅弼是辅佐君主，轻重有别，用辅弼一词，以心腹近臣视之。
比两个形容词更高级一等的是四个形容词的批复，亲信宠臣张廷玉、李卫两人有此殊荣。作为雍正帝身边“秘书长”的张廷玉获得的考语是：“卿和平端正，学问优长，自简任机务，夙夜匪懈，协赞朕之不逮，正资倚任，着照旧供职。”“协赞朕之不逮”一说，是说张廷玉能够想皇帝所未想，在他身边起到拾遗补阙的重要作用，可见二人的关系较前面几位大臣有质的飞跃。“正资倚任”的使用也颇有亲密的意味，用雍正帝后来的话说，是“名曰君臣，情同契友”。
对李卫的评语则是：“卿才猷懋着，正直廉明，简任浙江总督以来，庶务振举，民风迁善。正资料理，着照旧供职。”不但点明李卫个人为官的优点，还肯定其作为封疆大吏的政绩，这是前面几个督抚的自陈疏批复中未见的。
比张、李二人待遇更优的是两位正在指挥作战的总督，对他们的评语比“模板”增加了七个形容词。一位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行动的最高指挥官——云贵总督鄂尔泰。皇帝对他的评价是：“卿忠诚体国，公正廉明，自简任总督以来，正己率属，和辑兵民，抚绥苗众，百度俱举，懋着勋勤，正资倚任，着照旧供职。”另一位西向准噶尔作战的陕西总督岳钟琪则被表扬为：“卿敬谨练达，才兼文武，体国公忠，实心任事，简任总督，和辑兵民付瑞亭，抚绥边境，凡所办理军务功勋懋着，正资倚任，着照旧供职。”对二人的评语大致相同，都突出其治理边疆的政绩和办理军务的功劳，比针对其他大臣的措辞要丰富得多，显示出二人坐拥节钺、国家柱石的特殊作用和在皇帝心目中势均力敌的地位。当然，这样的平衡维持的时间并不长，随着改土归流较为顺利的推进和对准部作战的几次失败，二人在雍正朝的命运也发生了天壤之别——前者入朝担任首辅，后者罢官入狱险些丧命。
在所有的自陈疏御批中，有一个人得到的评价——无论批复长度还是用语措辞都远远优于其他人，这就是雍正帝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皇帝在给乃弟自陈疏的批语中写道：“王公忠体国，清正持躬，莅事恪勤，居心诚敬，自总理户部事务兼管营田水利以来，悉心宣力，经画周详，裕国富民，具有成效。其凡有委任之事，咸能深体朕心，办理妥协，朕实嘉赖焉。正资赞襄治理，不必引例求解。”
这样的批复并非因为亲王的身份高于异性大臣，除了怡亲王之外，管理理藩院事务的果亲王允礼、管理内务府事务的庄亲王允禄，都只获得了“模板”一级的批复。怡亲王允祥完全是凭借其个人政治作为，特别是与雍正帝的特殊关系，获得了“凡有委任之事，咸能深体朕心”这样极不寻常的评价。二人之间超越一般君臣的特殊关系，在允祥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被雍正帝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写了长篇书信，向远在昆明、亲近程度仅次于允祥的鄂尔泰倾诉自己失去贤弟的痛苦，甚至用上了“如失倚护”“方寸乱矣”“心忐忑矣”这样颇失君主身份的词汇。
三、雍正帝用人特点
这一系列的自陈批答，是雍正帝识人待人风格的生动展现。再与其他史料相结合，可对雍正帝的君臣相处之道总结出以下五点认识。
第一，雍正帝对“识人”“用人”一事亲历亲为，重视程度高于其他一切政务。他多次声明：“国君图治，首在用人。”并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只有两件大事，一是用人，一是理财。而与理财相比，用人更尤为重要。毕竟只要用人得当，理财自然不是问题。 在他看来，用人是君主的“专政”，如果只是按照一般的制度要求，在用人上论资排辈，就是“权移于下”，君主就丧失了用人的主动权。基于这些认识，他经常下旨，令群臣不限资格保举人才，密封上达，供自己斟酌。是以他虽然稳坐京城，但对各地主要官员的任职情况非常了解，自陈疏上极有针对性的批答就是很好的例证。
第二，唯才是举，不论出身，重要大臣多系破格提拔而来。康熙帝晚年懒于政事，同样也喜欢大臣安静稳重，不要惹是生非。自然，在那段时间，政风就比较沉闷，勇于任事的官员很难获得皇帝的青睐。雍正帝上台之后，第一要务是洗刷康熙后期的疲怠风气，将一众高龄老臣、八旗勋戚迅速清除出重要岗位，拔擢家世相对简单的少壮派精英支撑新君新政。鄂尔泰、李卫、岳钟琪等人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异军突起的。如鄂尔泰出身满洲中下级文官家庭，虽然夙有雄才大志，但中举后常年徘徊在四五品闲散京官的位置。在康熙六十年四十二岁生日时，他曾感叹：“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而在雍正帝即位以后，仅用了三年时间，他就坐上了云贵总督的高位，全面主持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李卫的出身更加糟糕，是被士大夫鄙夷的捐纳人员（即花钱买来的官职）。雍正元年，李卫在户部获得怡亲王允祥的青眼，一经引荐，即外放云南盐驿道。雍正三年，年仅三十八岁的李卫就担任了浙江巡抚，两年后授为总督。即便在权力稳固之后，雍正帝仍然坚持破格任用青年才俊的原则，乾隆年间的名臣尹继善、陈宏谋、刘统勋等人都是雍正初年的进士，雍正末年已经做到二品高官。
第三，对赏识的大臣充分信任，授以重权。史家多言雍正帝专制集权，事实上，他并非仅仅个人热衷揽权、独断，而是在理念上推崇权力集中于精英人才带来的行政效率，而极端厌恶各个层面上的推诿、掣肘、议而不决。对于亲信大臣，他不但肯于接受其意见，且信任甚专，乐于为其集权。如在改土归流的问题上，他就自称“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破例将鄂氏任命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雍正年间拟写机密谕旨的工作则全部委托汉大臣张廷玉一人，日日独对，毫无假借。
第四，喜好与自己欣赏的大臣、官员联络私人感情。雍正帝将他父亲康熙帝发明的“密折”形式发扬光大，抛开内阁等机构，与中高级官员进行一对一、无障碍交流。这一时期君臣之间用密折交流的内容，与乾隆以后很不相同，基本不涉及普通的行政事务，主要用于探讨军国大事和联络君臣私人感情。此外，雍正帝很喜欢干预大臣家庭事务。有这样一件轶事，颇能反映他的行事风格：雍正帝的宠臣尹继善年轻有为，中进士之后六年就做到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父亲尹泰是康熙帝的老臣，并不受雍正帝喜欢，且早已退休在家。为了表示对尹继善的恩宠，雍正帝复招尹泰出山，并提拔他做协办大学士。尹继善是庶出，尹泰家法森严，儿子做了高官，可其母在尹家仍然没有地位，做着端茶倒水这样卑下的事。一次尹继善回京述职，雍正帝特意问起他母亲有没有受到封诰。尹继善欲言又止，很是为难。雍正帝当即表示：朕已经明白了，你是庶出，嫡母受封，生母未封，你放心吧，我这就下旨。尹泰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责怪尹继善拿皇帝压制父亲。雍正帝听说尹泰的态度，更生捉弄之意，命人大张旗鼓到尹家传旨，封继善之母为一品夫人。又责问尹泰如不借继善之贤，如何能够入阁？继善之生，难道不是其母的功劳？命尹泰当着一众前来贺喜的命妇向继善之母下拜道谢，再行夫妇合卺之礼。这样一番出人意料的举措自然令尹继善倍加感激，此后更加尽心国事，成为一代名臣。
第五，恩怨分明，翻脸无情。雍正帝无忌贤之病，对有才干有担当的大臣不吝授以重权，而一旦对其忠诚度有所怀疑，则毫不留情，迅速转恩为仇。他早期重用的大臣，如年羹尧、隆科多，一系妻兄、一系母舅，从宠信备至到百般罗织、使其身陷囹圄都不过一年光景。他在警告年羹尧时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遍观他身边的重臣，全恩者有之，反恩为仇者亦复不少。